汉译学术名著薪尽火传

198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到如今已历经25个年头。25年来，许许多多丛书昙花一现，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国内、国际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一直广受好评。这是一代又一代商务人和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薪尽火传、不断锤炼的结果。

汇涓成流 蔚为大观

商务印书馆移译世界学术名著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留日学生团体编译的“帝国丛书”。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名著，到1905年已经出版了90多种，其中包括蔡元培、严复等大家的翻译。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名著形成了一个出版系列，许多书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例如1905年出版的严复译的《天演论》到20世纪20年代就印行了20次之多。1921年，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使译事大幅进展，至1929年编印“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汇涓成流。当时，丛书不限于“学术”名著，还包含一些文学名著，因此这一丛书可以看作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前身。到1949年出版的各种名著已蔚为大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对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极为重视，有关出版部门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12年规划”，并于1956年开始出版。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后，即成为了专门承担此项译事的专业出版社。在总编辑兼总经理陈翰伯的亲自支持下，当年就拟定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书目”，共选书1614种，到1966年共出版各种学术著作近300种。

国家加强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名著的力量，要求扬弃老商务的译著，系统地规划翻译世界各国重要著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间，历经风雨，移译名著渐具规模。至1982年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是水到渠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务印书馆的译介世界名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系统翻译世界各国名著，并且在质量上面下工夫。1982年，在当时的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的主持下，为纪念建馆85周年，开始按照哲学、政治（含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语言学、地理等科目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已经出版的、有定评的、翻译质量高的书籍列选其中，开创了商务印书馆系统地、高质量地出版汉译名著的风格。随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社会上得到了极高评价。1984年，邓小平曾作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的重要指示。1989年，胡乔木再次肯定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就进一步拓宽名著选题、扩大译者队伍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

近年来，丛书的出版进度明显加快、质量不断提高，选择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不仅收录了古典名著，而且收录了当今具有定评的学术名著。从1999年到2003年的4年时间里，共组织了3次名著规划论证会，规划、印行名著100种，使名著从1996年的第七辑的300种迅速发展到2003年第十辑的400种。其中有些名著的译文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征得学术界的同意后又进行了重译。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原来的译本是由俄文转译的，后请专家从英文翻译，并另请专家从德文审校，出版后取代了俄文译本。有的译本由于学术规范的改进和对原文理解的深化，已经落后于学术界的要求，也进行了重译，如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20世纪30年代有伍光建译本、60年代有关文运译本、90年代有吕大吉译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20余年来，在全国独领风骚，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好评，这是与商务印书馆科学的选题论证和严格的翻译质量把关分不开的。每一本书在列入丛书之前，商务印书馆会先出一个单行本，让它先通过读者的检验，如果读者反馈好，就将其列入到丛书候选书目中。丛书每一辑出版前，都会召开一个会议，延请学术界的知名学者、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候选书进行严格的论证，确定列选的书目。会议不仅对所列选的书目进行科学的论证，而且就翻译的译文质量进行严格的评判，许多可选书目由于翻译质量没有达到要求而被拒绝在丛书之外。

汉译名著 危机不容小视

有影响的丛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源远流长，靠长期日积月累而成；另一类则是异峰突起，在短时期内形成巨大反响。前一类书虽未必有轰动效应，但由于浸透着许多人的劳动，往往更具有韵味、更经得起推敲，所以也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无疑属于前者。目前，商务印书馆依旧秉承着让世人和后人读到更多更优秀的国外学术名著书籍而努力着，可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却难以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现在学术界比较浮躁，图书销售不景气。商务印书馆译作室主任陈小文解释说，愿意下苦功夫读经典著作的人越来越少了，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而言，现在买汉译名著的人少了，学术书籍的销售比起那些快餐文化的书籍来说，是不景气的。曾承担过汉译学术名著丛书翻译工作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则表示，总的说来，汉译学术名著卖得还是不错的，并不是所有的学术书籍都不景气，部分学术书籍销售之所以不景气是因为我国的学者相关的学术研究没有跟上，因而读者较少。当然学术著作毕竟是曲高和寡的东西，想通过它来赚大钱是不容易的。

其次，出版的成本也比以前高了。随着中国1993年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越来越高的国外版税无疑给学术译作书籍雪上加霜。陈小文说，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出版社不用买版权，可现在是必须买版权，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成本。而且现在国际接轨全球化经济，版税越来越高。

第三，鱼目混珠的翻译作品，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汉译学术书籍受读者的欢迎，所以图书市场上也渐渐有诸多此类的丛书浮出水面，但很多出版商急功近利，为抢时间而出版了一些翻译质量不过关的书籍。另一位主要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志学也表示，现在很多学术译作都粗制滥造，编译质量不过关。“一些没有翻译和编辑力量的出版社抢购名著版权，粗制滥造的汉译，让人痛心疾首。”陈小文说。在没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翻译国外学术书籍不涉及版权问题，名著谁都可以翻译出版，经过市场优胜劣汰。但现在版权被人买走之后，出版社拥有专有出版权，无论质量优劣，只此一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版权的书籍则面临着恶性竞争的局面。有些出版社重复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早有定评的译作，名曰翻译，实际上是在商务版的基上的改译。此外，不法书商对汉译名著的盗版，也侵蚀了汉译名著的市场。像商务印书馆这样注重质量的出版社只能徒唤奈何。

在这个问题上，韩水法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竞争的，没有竞争不会有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质量固然比较好，但是近几年来商务印书馆只是保持传统而已；现在对这套丛书重视不够，没有投入更多精力来保护和提升这个品牌。韩水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必须重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代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品位。商务印书馆不能仅靠几本字典，必须有自己的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要有译著的和著作。“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学术出版的一个代表性机构，对国家、民族和文化都是有责任的；他们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责任，没有意识到这个责任的重大。”韩水法还说：“如果他们以字典为主，就真的会变成商务性的，而不是像老商务那样主要是一个学术性的和文化性的出版机构。”

“中国的出版体制也存在着深层的问题，出版没有完全市场化，对出版的行政干涉太多。”韩水法说：“出版的不自由不仅扼杀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也扼杀了人们创作这种学术精品的动力。”出版事业主要属于人们的精神活动，精神活动需要极为自由、灵活的体制和空间。有许多制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相干的，但就高质量的精神和文化产物而言，它们最后都导致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效果，就是扼制优秀的、精致的、创造性的学术、精神方面的产品出现，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等等。

翻译岂能追逐名利？

除了上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不容乐观的原因之外，国家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专心致力于翻译的学者越来越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陈小文坦言，目前，甘于坐冷板凳搞翻译的学者越来越少。翻译是一件苦差，以严复之聪明、学问，尚且“一名之立，旬月踯蹰”，何况他人。著作可以按照作者的思想方式写，翻译必须逐字逐句翻，翻译不好还会有指责，如此辛劳的工作国家明文规定不算学术成果。翻译申请不了资助，而写著作还可以搞科研、有资助。学者对于翻译这一事业没有任何动力。

粱志学认为，没有优秀的译作与整个国家的制度是有关系的。韩水法也认同这个观点，学术界很浮躁并不只是学术界自身的问题，也并不单是学者自身的问题，这与国家的制度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花很多的精力翻译一本学术著作更有学术价值，但并不被承认为学术成果；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韩水法说，如果国家支持和鼓励民间建立各种各样的基金来支持学术翻译，那么就能够帮助一些有志于从事学术翻译的学者，专心致志地从事这项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俄苏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译者是把翻译看作严肃的事业，还是当成追逐名利的手段？”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在翻译学术著作的时候一个译者应该只是为了学术而纯粹地去做翻译。严复曾经提出过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曾经几何时，多少学者都秉承这个信念翻译，但现在很少有译者是带着这个理念做翻译。韩水法说，这3点对译者的要求很高，要有很好的中文、外文以及学术修养。现在的译者很少能做到这3点，很多人都以盈利为目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爆发的时代，整个大环境不鼓励社会产出高雅的、精致的精神产品，不讲求质量。

浮躁的学者们是翻译不出优秀、精致、高雅的作品的，所以这也就成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缺乏优秀译者的原因之一。早在11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陈乐民就告诫学界要严肃认真从事翻译，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更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并已在《难哉译事》中提醒说：“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因为首先需是这门学问的行家，有些问题一时弄不准或弄不通的，还需不怕麻烦地查书，一遍两遍地推敲。翻译，尤其是翻译这样的学术著作，确实是绞脑汁的苦差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也曾有感而发道：“翻译之为业，……唯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

韩水法认为，商务印书馆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汉译名著丛书；此外，要建立自己的译者群和作者群，在版税和稿费上面应该更加优惠。当然把成本完全加在出版社身上也不现实，国家在税收上面也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我国版税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也是造成高水平的学者从事学术翻译的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对学术一类作品的税收是超额的税收，客观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

翻译是劳而无名的事：有千年的著作，却没有千年的译作。语言文字的变迁，学术规范的变革，对原著理解的深化，再好的译文也会有被束之高阁的一天。玄奘的译文再精确，现在也无人去读；严复的文笔再优美，今日也乏人问津。伟大的翻译家都是为自己的时代作出牺牲的人。当今，引进了好的外文学术著作也需要有优秀的学者翻译配以精准的文字，而优秀的译者也需要来自出版社乃至国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