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透视法国大革命

近些年来，托克维尔可以说是对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时人不少著述中，或隐或显，经常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影子。他的主要著作，如《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多年前已有中文译本，另一部小书《托克维尔的回忆》前两年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先是由于工作，后来出于兴趣，我拜读了中译过来的托氏近乎所有著作。其中对我触动最深的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

如果说托克维尔青年时代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曾在1980年代中国学界产生轰动效应，《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有些生不逢时：1990年代初是几十年来中国学术著作出版的最低潮。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像现在不会有几个人问津的《文史资料选辑》，开印数都可以达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四五万册；至于《精神分析引论》这样的经典著作，刚上市时购书者排队上千米，不止一个书店的柜台被挤破。仅仅十年，形势大变。得益于法国文化部资助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第1次印刷的印数为2000册！（《托克维尔回忆录》为5000册）好在历史自有公论。托氏及其著作，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无论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甚至经济学界，托克维尔都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现象。

托克维尔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外祖父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坛上的一位名流，曾赞助过百科全书派，但思想上趋于极端保皇派，结果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被送上了断头台。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是他的远亲，但也是一位保皇党人。一句话，托克维尔的亲属基本上都属于保皇党。从小，托氏接受的就是传统的贵族教育，后来接受了专业知识训练，获得法学学位，当过律师，并步入政坛，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托氏在政治上得意远逊于失意。如果不是由于他在著述上的成就，他也许早就被人彻底遗忘了。就其出身而言，托氏无疑应坚定地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过，建立在大量阅读、冷静观察和认真思考基础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却在第一章开头就这么写道：“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大革命代表着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它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古老的制度和欧洲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要想一举摧毁并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这就使这次大革命显得更加伟大；它似乎摧毁一切，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触及一切，可以说与一切相连”！用同代人读后的感觉来说，“托克维尔先生充分证明法国大革命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尽管凶暴，唯有法国大革命才能扫除流弊，解放人民”。做到这一点并不太容易，尤其是作为一个备受革命之苦的家庭的后人。

无论在东方的中国，还是西方诸国，颂扬这场大革命的著述数不胜数。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一切残余，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没有能对大革命的渊源做出全面的分析，也无力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大革命后为什么法国发展缓慢，其历史发展为何多次出现反复。托克维尔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多年历史的分析、概括和痛苦的思考，着重强调了大革命的延续性。大革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并藉此建立起新制度，它所带来的变化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大。革命固然扫除旧制度的流弊，但同时破坏了新制度赖以发展的基础，没有适时地建立起一套保障新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机制，没有能创造出一种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暴政制衡力量。也正因为此，人们打倒了君主，高喊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却又容忍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君王上台。革命固然除了旧，但是如何立新，如何在继承旧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新，不也是一件艰巨的革命性的任务吗？稍微换个角度，换几个术语，把托氏这些论述转用在中国，用于自己的现代史研究上，不是同样具有启发性吗？实际上，近些年史学界研究的一个趋势是强调传承，如强调民国教育、经济和文化与新中国教育制度、经济、文化等的连续性。事实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所谓翻天覆地的革命真的带来了那么大的变化？翻检二三十年代的报章图书，会看到一个又一个我们后来认为全新而革命性的术语，看到我们一些所谓全新的东西。以目前的读经问题、学制改革等问题而论，七十年前先辈们的观点或许比我们现在还要深刻。话扯远了，我们不妨引用托氏在本书开篇的几段话来作说明，十几年前读到时不无震撼之感：“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然暂时忘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之所以更为推崇《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不是《论美国的民主》，是因为后者是其青年时代的作品，写的是异域，虽多有创见而富激情，但相对于前者而言不够成熟。前者可以说把其终生的政治经验、人生感悟和对世事的洞观都融纳进去了，更何况这部书写的是自己的祖国。关于这一点，受惠于托氏良多的年鉴学派第二代扛鼎人物布罗代尔有过这么一个经验之谈。这位曾创作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不朽之作的史学家在年近七十高龄时，下决心撰写一部法国史（即后来的《法兰西的特性》）。“在我撰写的关于地中海和资本主义的两部著作中，我只是从远处，有时甚至从异常遥远的地方，了望法国，把它当作许多现实中的一人，并且与其他现实同等看待。事实上，历史学家只有研究本国的历史才能真正得心应手，他几乎可以本能地了解它的迂回曲折、独特品质和薄弱环节。对于异国他乡，无论他怎样博学，也永远不会拥有这些王牌。因此，他没有先挑可口的白面包吃，而是留着在晚年享用。”“历史学家作为尽可能超脱的‘观察家’，应该强制自己保持沉默。”“所谓摒弃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超脱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激忿或留恋，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的毕生经历以及时代给予我们的种种影响。这正是伊波利特•泰纳在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中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部令人刮目相看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应当说，布罗代尔的这一判断对托氏是非常合适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充满着理性的、高深的思考，这与作者本人的性情有关。同代人在谈及托氏时这样说：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的很多，说的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词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托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837年3月22日在致英国友人信中他这样说：“人们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决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不过，这部书读来并不觉得沉闷，这一方面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雄浑与柔和并济，严肃中而不乏轻松，文字非常优美。另一方面，我以为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本书是一部表面上冷冰冰、实则富于激情的著作，真诚、恳切中有这一团火，令这些严肃的文字显得生气蓬勃。作者出于对他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关心而潜心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的是更好地理解当代，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旧制度与大革命》是通过研究大量的原始文献写成的严肃之作，但它不是刻板的、客观主义的叙述，而是充满激情的有目的之作。“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这部书重视民主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触及法兰西民族的根本命运。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如此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