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谈器，准确地说，是反对器。在《道德经•第80章》里，老子描绘出了自己的最高理想：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安分守己、相安无事、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老子所推崇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所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抛弃所有的器——“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船也不要乘，有车也不要坐，有兵器也不要用，最终恢复到结绳记事的时代。
如果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老子的理论，各自安分守己，大家和平相处，桃花源式的“小国寡民”也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问题严重的是，“我不往并不等于他不来”。老子并没有打算打秦国，但秦国的长矛已经到了。老子的故乡楚国被暴秦所灭，这是当时的事。慈禧太后并没有到八国去，但并不影响八国联军进北京。蒋介石没有到东京杀一个人，并不影响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当时的事与以后的事共同证明，没有器就没有安全太平可言——“小国寡民”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独立存在。
老子的“道”理讲得非常好——《道德经》里的造物主不是万能的上帝，而是具有“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三分为万”裂变功能的自然之道。《道德经》里的人生终极坐标不是神，而是自然。但是，如此精妙的“道”理只能讲与文明之人，如果遇见暴秦之勇士，如果遇见八国联军与日本鬼子，“道”理就完全失去了作用——没有先进武器，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接受不平等条约，只有接受挨打、接受屠杀、接受糟蹋。
没有器，既不能救当时，也不能救后来，所以，道与器不能分离。《周易•系辞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又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弓矢者，器也。”有了先进之器，才能避免挨打。有了先进之器，才有威武之天下。正确的态度是不是既谈道又谈器？老子之前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既研究道又制造器。大禹治水之时，传说仅运载工具就有四种，陆行有车，渡水有船，沼泽有橇，登山有木累。杜甫写《禹庙》，诗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四载”指的就是四种交通器具。《系辞传》与《禹庙》晚于老子，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却早于老子；与祖先相比，是不是应该把老子丢掉的“器”字找回来？
这里还需要说明三个问题：其一，老子反对器，但老子深知制器之理。《道德经•第11章》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无者，道也。有与无巧妙地组合，会产生出可用之车，可用之器，可用之室。总之，明白“道”理，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实用之器。器从道中来，这一重要道理被众多的《道德经》研究者所忽略。其二，老子讲无为，但“为”出了一部千古流传的《道德经》；后世人讲无为，果真什么也没有“为”出来，这种无为和老子的无为似乎不大一样。其三，笔者虽然批评老子不该把“器”字丢掉，但笔者对老子是真诚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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