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读史读出了敬畏感

阎崇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清史专家，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讲座，创下了央视十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去年 10月，中华书局依据阎先生的讲座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受到读者的狂热追捧，一年内加印了 15次，发行量突破 30万册，不仅创造了学术类历史图书进入各大城市图书销售排行榜的现象，而且引发了“正说”历史系列的出版热潮。阎先生即将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袁崇焕传”，开讲之前，阎先生的新作《袁崇焕传》面市，笔者借阎先生到兰州等地为读者签售《袁崇焕传》的机会，专访了阎先生。 

面对面的时候，阎崇年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仅博学儒雅，思维敏捷，妙语连珠，而且非常谦逊。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的他，让您绝对想不到，他已是 71岁的高龄！ 

我们的交流，是从《正说清朝十二帝》开始的。 

阎先生说，《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成书比较偶然。当初央视《百家讲坛》开设了“清十二帝疑案”栏目，本来只请他讲第一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谁知第一讲播出后观众反响非常大。于是，在央视的强烈要求下，一年中陆续讲述了清朝十二帝。 

阎先生认为，《正说清朝十二帝》这本书有多元性：它是一本历史书，因为内容是“正说”历史；它也有学术含量，这个学术含量在于此书加入了“新说”，突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见解、学术分析、学术论断；它还是一本历史科普书，可以对青少年进行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普及性。这本书承担了一种普及的功能，具有科普性。 

《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对他的评价是：“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讲的，阎崇年老师是第一人。”而在图书评论家眼里，《正说清朝十二帝》与过去教科书和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这本书侧重于故事性，并不是纯粹地介绍历史事件，幽默风趣，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性，使得这本书引人入胜。 

袁崇焕始终震动着我的灵魂！我要将这样的震动传递给我的读者。 

继《正说清朝十二帝》后，阎崇年先生最近出版了新书《袁崇焕传》，阎先生也即将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袁崇焕传”。在这本书和讲座里，阎先生将为读者和观众讲述明朝爱国将领袁崇焕的悲剧人生。 

说到袁崇焕，阎先生显得有点激动。 

他说：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也是我写《袁崇焕传》的原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袁崇焕，学习袁崇焕。有不少人提出袁崇焕的精神实质是“忠孝”，我不赞成。我认为他的精神实质是四个字：“爱国”和“爱民”。孝和忠他都有，但不仅仅如此，他爱的不仅仅是皇帝，他更爱国家和人民，他维护的是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袁崇焕做文官不爱财，做武官不惜死。他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资，甚至连他的父亲发丧都没有钱，需要友人救济，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勇敢的精神，清廉的精神。我自己从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所以我写袁崇焕。 

阎先生这本书的写作与《正说清朝十二帝》有相同之处，比如留一些悬念，抓住读者感兴趣的热点来讲述；但叙述更为详尽、细致，用了饱含深情的笔触来描写这位著名将领。他说：袁崇焕始终震动着我的灵魂！我要将这样的震动传递给我的读者，让大家也能受到心灵上的震撼。 

“戏说”与“正说”是油和水的关系，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文化人要正确地传承历史，要敬畏历史。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戏说”清朝的戏，几乎充斥了各地电视台的不同频道，不仅如此，像《还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孝庄秘史》这样的“清宫戏”居然非常火暴，非常吸引观众，以至于很多青少年认为清朝的历史就是剧中的样子，甚至非常憧憬清朝，崇拜康熙、乾隆、雍正等皇帝。 

对此，阎先生认为不应该完全否定“戏说”。他说，“戏说”是一种社会的需求，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戏说”成风是从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的戏剧舞台、影视舞台、文艺节目等等，只有八个样板戏，老百姓需要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需要新的内容来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戏说”的出现改善了原来万马齐喑的状况，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戏说”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又提升了，这么多“戏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群众要求回答“写实”的问题。 

阎先生说，在各种“戏说”里展现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他举例说：比如康熙微服私访，就是不可能的。首先，“微服私访”是今天现代人的意识，康熙没有这样的意识。康熙是帝王，有皇帝的身份和尊严，不可能在民间的鸡毛小店居住喝酒。其次，康熙也没有微服私访的必要。微服私访是为了了解民间的真情，可是康熙了解民情的渠道有很多，比如说“秘折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康熙没有微服私访的可能，他从皇宫出去必须有庞大的队伍来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康熙微服私访是不可能的。不仅康熙没有微服私访，雍正和乾隆也没有。对广大观众来说，这样的“戏说”会造成一种误解，所以我们要正说历史，要让广大的受众了解历史真相。实际上，“正说”和“戏说”就像油和水的关系，应该分离开来，是不可混淆的。 

阎先生认为，“戏说”的现象不是靠一两个人，一两次讲解，出一两本书就能纠正的。中国的文化人，特别是占有话语权的文化人，都有正确传承历史的责任，对历史要抱有敬畏的态度。为什么要对历史“敬”呢？因为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五千年积累的文化财富。任何一项财富都是我们的珍宝，我们必须来敬重它，不能任意践踏它！ 

除此之外还要“畏”，因为我们历史上的教训应该好好吸取。比如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还有西方殖民主义对我们的侵略等等，这些历史教训我们要“畏”。要认真地吸取这些教训，激发我们的国人，更好地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文化，使我们的民族强大和繁盛。在二十世纪，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否定太多，批判太多，也破坏太多，现在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吸取这个教训，就像小孩摔了一跤，摔了没有关系，要总结为什么会摔跤，下次走路的时候就会小心。所以，我们对历史一定要采取“敬”和“畏”的态度，既不盲目地否定，也不要盲目地赞扬。 

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元的；传承历史是历史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 

有人认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就应该埋头在故纸堆以及书房里做学问，不能像阎先生现在这样当“学术明星”。阎先生自己怎么看待这些议论呢？ 

阎先生并不认为自己是“学术明星”。他说：我一直埋头在书房里做学问，也埋头在故纸堆和新纸堆里做学问。但我觉得，对历史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片面理解。因为历史学的功能是多元的，第一是学术功能，就是写学术论文和专著，主要同本行的学者交流；第二个功能就是资治功能，写出来的书要给广大的受众读。因为读者读完之后，会了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资治，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主要是资治，不能说它没有学术价值；第三是文化功能，历史学者要传承文化，传承历史，要让非历史专业的广大读者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提高文化涵养；第四就是教化功能，要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历史、爱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历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阎先生说：我做的是学术普及工作，历史的传承功能就是向所有的受众，向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去传承历史。以前我主要做学术研究，最近一年我就在这样的传承工作，这是历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要把眼界放开。所有的史学工作者都应该去占领这个阵地，都应该做历史科学正确的传承和普及工作，这是历史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义务。 

《四书五经》我经常翻阅；《史记》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 

阎先生每天凌晨 4点起床开始工作，晚上 11点休息，几十年如一日。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研究上，即使是当年蹲牛棚的时候，他都在偷偷看书。他看得最多的是业务书，如《清史稿》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清史研究论文。 

此外，他还经常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这是阎崇年先生的必读书。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在先秦两汉，先秦文化集中在“十三经”，“四书”“五经”是九经，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根源，要经常地看，反复地看。因为天天从事文字工作，对每一个字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所以《说文解字》这本书一直在案头放着。 

另一本对阎崇年先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书是《史记》。阎先生说，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关系。我后来提出天和、地和、人和，也是受了这个思想的启发。讲天人的关系，要“通古今之变”，因为历史不是孤立的。 

阎崇年先生很忙，也很充实。除了继续历史研究、电视讲座之外，阎崇年先生很快将投入到我国新修《大秦史》其中一卷的写作，任务很重。而他手头上另外几本新书的出版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比如《努尔哈赤传》、《康熙顺天府志》等。让我们期待这些新书的早日问世。 (夏雨菡) 

阎崇年， 1934年生于山东蓬莱，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主攻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主要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 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中国都市生活史》等 1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