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野火——读龙应台《野火集》

《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龙应台/著，2010年05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5年暑假我在上海《东方早报》实习的时候，替记者参加一个青年文学研讨会，由于地方生疏而耽搁了时间，我与龙应台擦肩而过——我到了会场，而她正要离开。我当时并不在意这个其貌不扬、从身边走过的人，因为我对她了解甚少，也没怎么读过她的作品，只是在之前的新闻写作课上得知：她曾是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这学期上《20世纪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第一节课，老师让我们看龙应台的一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这才使我对龙应台产生些许兴趣，在图书馆借了她的《野火集》来看。

1984年的台湾，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冲撞权威的时候。现在看来，那也是充满了台湾命运的种种契机的时代。龙应台“去国”回台一年后，因不满电视新闻中一位女“立委”自私自满的谈话，一口气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并无太深关系的《中国时报》。星星之火由此演变成一股燎原的“野火”，烧出一本《野火集》来。网上有书评介绍：1985年《野火集》成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后势野火更惊人，说野火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符号一点不为过。“野火”之所以旺盛，原因其实很简单：“焦灼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声音”。

上《20世纪台湾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刘俊峰老师不止一次提到：“大陆比台湾晚了二十年。”从《野火集》里二十年前的台湾和现在的中国大陆对比，我深刻地感到这一点。二十年前台湾的社会问题，今天就摆在我们面前。鲁迅说过，他害怕自己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野火集》也同样给我这种感觉。《野火集》写于20年前，但我却在看到了20年后的中国。或许龙应台当时写那些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曾对《南风窗》的记者说：“写那本书时，我怀有一种纯真的正义感，路见不平就拔刀而出。现在看来，并不成熟。”但本质的东西是最难改变的，或许正是因为《野火集》写出了中国人共有的本质，才让我获得强烈的共鸣。

龙应台对社会的批判不遗余力，也不留情面，好比有骨头噎在喉咙里，非一吐为快不可。她的文章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龙应台在《传递这把火》（台湾版《野火集》序）中表示：“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不戴面具，或许丑陋得让你不敢正眼相对；不裹糖衣，可能苦涩得让你无法下咽。或许她的犀利刺痛了我们民族的自尊，揭露无数伤疤，可“野火”的精神就是要烧掉腐朽和丑陋，去除不义和不公，打破权威和教条，以此清出一片干净的地方来。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龙应台批判中国人的懦弱自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似乎中国人讲究气度和忍耐，但龙应台却要反过来提倡“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的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而且生气了还要“很大声地说”。龙应台生气了，她的生气是因为中国人的不生气。20年前龙应台在台湾看到的现象，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人依旧学不会“生气”。

龙应台把“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比喻成“生了梅毒的母亲”，这是因为她爱之愈深，痛之愈深。她看到的台湾，是令人心痛的台湾：“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道德败坏和麻木的心灵，是“母亲”长“梅毒”的原因所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后，经济突飞猛进，在世界“和平崛起”，但我们的道德开始出现问题，强调自我带来了功利主义和精神的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