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评《雨果和圆明园》：不愧是一部力作

《雨果和圆明园》，程曾厚/著，2010年10月，中华书局

一百五十年前发生在北京西郊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东方艺术之冠圆明园，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对文明和文化蓄意进行破坏的重大事件。在世界战争史上，行动双方想要摧毁或夺取的对象，首先是对他构成直接、间接威胁或对他具有战略、战术意义的军事目标，在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中，尚不知道是否有过第二例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军以大轰炸报复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侵略罪行的时候，每个飞行员手中都有一份长长的清单，被告诫哪些文化和文物目标必须保护，像如今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科隆大教堂、维尔茨堡王宫、海德堡的城堡和古桥等都在这份清单之中。我们再稍稍往前推一个多世纪：19世纪初，拿破仑在得意的胜利进军中，激怒了欧洲大陆的好几个大国，如俄、普、奥等，但1814至1815年，当这些国家的“同盟军”打败拿破仑、进军巴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破坏拿破仑的皇宫枫丹白露宫和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些文化命脉如凡尔赛宫、圣克鲁等。无怪乎英法侵略军这一极其罪恶的侵略行为引起世界一切正义人士的震惊和谴责。谴责和抗议的声音同样来自肇事国的民众。例如1861年3月15日法国《艺术报》就曾发表了艺术评论家兼中国艺术研究专家波捷的长篇文章，指出：抢劫这些奇珍异宝的行为“不仅给军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这样的行为使这支军队所属的国家信誉扫地，尤其是因为不是在危险的攻击之后发生这样的行为，而是明知故犯和沉着冷静的行为”。就在圆明园大劫难的第二个月，即1860年11月，英国的讽刺画刊《潘趣周刊》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题为《新额尔金大理石像》，画面上那位新额尔金步他父亲的后尘，在熊熊火光映照下，脚下堆着一堆炮弹，手中抱着一枚炸弹，趾高气扬地威胁和羞辱中国皇帝。这幅漫画不啻是及时逮住了一个血迹未干的强盗。

最有力的讨伐檄文无疑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了！这封信掷地有声，完全代表人类良知，表达了世界人民正义的声音，不仅具有历史和政治价值，而且还具有文学、美学和艺术史价值。这封信首次以世界的眼光，指出圆明园在人类艺术中的崇高地位，把她作为以想象为美学风范的东方艺术的精华，而与以理想为美学风范的西方艺术的瑰宝——巴特农神庙相提并论。雨果以漂亮的辞采尽情赞美了圆明园的高超艺术和丰富的收藏，他甚至认为：“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在此前提下，雨果强烈指出，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焚烧完全是强盗行为，他无情揭露了这些向来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实际上所干的比他们鄙薄的“野蛮人”还要野蛮。在这番严厉的谴责声中，雨果还向我们曝光了两个有名有姓的抢劫文物的“典型人物”——父子额尔金。19世纪初，父亲额尔金借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机会，不择手段地求得殖民当局奥斯曼帝国（现土耳其）的准许，拆下了巴特农神庙檐壁上的大量浮雕运回英国。现在他的儿子额尔金作为英法联军司令在圆明园所干的比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雨果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这封信出自雨果的笔下不是偶然的。他的愤慨不是出于他的冲冠一怒，而是出于他长期对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而这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是有传统的。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这大约一百年时间内，整个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化思潮中扎扎实实地刮过一阵“中国风”。以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可谓是其中最强劲的“风”。但自18世纪末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欧洲几个主要工业国家急于寻找国际市场，推行殖民政策，已经在谋划如何征服中国了！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然而雨果是个具有人类良知的作家，是1848年欧洲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加者，与实行王政复辟、推行殖民主义的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势不两立，并因此不得不于1852年流亡到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小岛上，直至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溃败为止。尽管如此，当年启蒙运动先辈们的“中国热”在他身上依然保留着浓浓的余温，以至在他流亡期间的住宅“高城居”甚至他情人的住宅“高城仙境”里都布置了“中国客厅”，并始终不遗余力地收集中国的艺术品，直至发现并购得了一部分法国侵略军从圆明园抢去的珍宝，这既满足了他的“中国情结”的需要，同时也因此掌握了一部分法国侵略军犯罪的证据。

中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国外“粉丝”，多么需要有人对他与中国的关系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所幸在笔者的大学校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最合适的人选。这就是本书作者、中山大学教授程曾厚先生。程先生是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多年来从事法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以雨果为重点。自从1962年他第一次读到人们从俄语转译的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时就激动不已，决心要把这一问题深入下去，并于同年撰写了《艾尔琴、圆明园与巴特农神庙》（艾尔琴即上述额尔金）一文在《文汇报》发表。80年代以来他继续关注这一课题，先后翻译了两部不同的《雨果传》，著有《程曾厚讲雨果》。自90年代起，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他开始以“雨果和圆明园”为重点，进行专题研究，并不止一次申请去法国查阅相关的资料，进行相关的学术交流。为此他跑遍了法国所有的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几处雨果故居；查阅了最权威的《雨果全集》，拜访了该全集的权威编纂者；请教了多名雨果研究专家；抄录并复印了一切有关资料；核对了雨果信件的不同法文版本，拍摄了大量的视觉材料，特别是枫丹白露宫所藏的大量的被掠夺的圆明园珍宝。

作者把他研究和考证的重点首先放在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真实性上，认真查证这封信的有无。由于法国的雨果研究界对这封信的重要性未予足够的重视，这增加了程曾厚的工作难度。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费了一番心血，他终于找到了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原件的手迹！这就有了这一文献的真实性的铁证。其次，作者想要查证的是：要求雨果表态的这位收信人“巴特勒上尉”为何许人也？他查阅了雨果所有的书信往来，都没有发现这个名字！他询问多名从事雨果研究的法国同行，人们无不面面相觑！最后他得出结论：巴特勒这个人是不存在的！然而，查证工作的落空，恰恰证明信件意义更加重大的落实！这就是说，圆明园事件发生时，雨果正为他的压轴之作《悲惨世界》进行最后的冲刺，无暇顾及其他的一切。但是他把这件世界大事挂在心上，一旦手头的事情结束，他就要对这件事表态，留下一份历史文献，那就是用书信体的形式，写一篇义正词严的讨伐性檄文，对国内军界、政界的“胜利”欢呼给予迎头痛击，把“两个强盗”——英吉利和法兰西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雨果的矛头很集中，直指两国的统治者，即维多利亚和波拿巴王朝，正如信中指出：“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如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封信的正义声音传播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响，成了世界正义人民的共同声音，成了对当年那两个伤害中华民族尊严、毁灭人类文化精华的强盗的庄严宣判。

雨果在赞美圆明园的时候，是把圆明园与欧洲最负盛名的巴特农神庙相提并论的。提起这座建筑，虽然她属于欧洲第一号“世界遗产”，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一般只知其名，不知其底里。尤其是这两座东西方建筑之最还有过共同的遭遇，即都被外国同一个家族劫掠过，这就是前面提及的额尔金父子的劣迹。于是，作者介绍了巴特农神庙成为废墟以后，老额尔金仍对她垂涎三尺，利用他的外交官地位，不遗余力地对她残存的艺术珍品进行掠夺。过程起伏跌宕，生动有趣，颇有“黑色幽默”味道。

中国读者自从第一次读到雨果这封信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心中一直盘旋着这个疑问：除雨果以外，当年在两个肇事国内还有没有别的圆明园罹难的同情者，他们也不怕蒙受“英奸”、“法奸”、“卖国贼”的罪名，发表公正的言论呢？程曾厚认为，作为本书的作者，回答这个问题是责无旁贷的。为此在上述难题解决以后，他马不停蹄，继续攻坚。最后在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他终于发现“新大陆”，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法国波捷的长文和英国《潘趣周刊》用漫画对新额尔金的揭露和讽刺。从科研角度讲，这一发现不啻是一项重要成果。

程曾厚先生在研究雨果和圆明园的关系过程中，先后还用了很大的精力，费了很多的口舌和耐心，收集并拍摄了书中涉及的大量原始资料、纪念馆、博物馆等，尤其是其中所藏的有代表性的圆明园文物。单单雨果在英国海岛上的“高城居”他就跑了两趟！这才使这部用散文体写的学术著作图文并茂，既有知识性，又有可读性、可看性；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审美价值，不愧是一部力作。她在圆明园罹难一百五十周年前夕问世，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承蒙作者信任并嘱托，欣然写下上述读后感，姑且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