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者四十年追索 雨果抗议焚烧圆明园

《雨果和圆明园》，程曾厚/著，2010年10月，中华书局

圆明园罹难一百五十周年，《雨果和圆明园》出版。

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被英法远征军劫掠后焚毁。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以凛然正气谴责了这次强盗行径：“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富归还被劫掠的中国。”今天，这封信已经走进中国中学生的《语文》课本。2010年，在纪念圆明园罹难一百五十周年的活动中，法中友好协会向圆明园捐赠一座雨果雕像，可是我们被抢劫的国宝依然无法回家。

一位广州学者穷尽40年追索雨果和圆明园的隐秘往事，却发现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并没有给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人写《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何时何地写下这篇对中国历史如此重要的文章？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虚拟的信件？

为一封信追寻四十年

在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之际，一本写了40年的《雨果和圆明园》由中华书局悄然出版。读者也许不知道，该书的作者就是初中《语文》教材中《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译者。在中山大学一个小咖啡馆，满头银发的程曾厚教授接受了本报的专访，他40多年锲而不舍追寻雨果和圆明园的关系，发现被劫国宝并拍下证据的过程，令人钦佩，让人感动。

程教授说，他不顾夫人和孩子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自费踏上了这条追寻真相之路，前后四十余年。

程教授告诉记者，“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被英法远征军占领后被大火焚毁。那一年，雨果的《悲惨世界》即将杀青，那一年的11月25日，雨果在大西洋的流亡地根西岛站立起来，仗义执言，写下一篇抗议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篇文章是以一封信件的形式公之于世的。我于1984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中译文，开始探求巴特勒上尉的确切身份。巴特勒上尉有姓无名。巴特勒上尉究竟是谁？如果没有巴特勒上尉对雨果的想法予以重视，历史也许就没有雨果的这封信，这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史，会是深深的遗憾。”

位伯纳•布立赛在《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谈到一个中国教授多次去法国追寻雨果与圆明园的真相。那位教授其实就是程教授，记者亲眼看见了教授多次去到雨果故居及其流放地的酒店住宿票等。“现在，我可以坦承：这句话说的是我。这个中国教授正是我本人。”

巴特勒上尉到底是谁？

程教授说，虽然结识了很多法国一流的雨果研究专家，可没有一个人知道《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写给谁的。他说，“法国迄今出版的两种《雨果全集》，都不见巴特勒上尉的踪迹。其中，马森（Jean Massin）主编的编年版《雨果全集》收有数量可观的书信选，可1861年11月25日前，没有巴特勒上尉写给雨果的信件。马森版全集收有一种很有价值的史料：‘根西岛手记’，这是雨果在流亡中记述的流水账，有事必录。我认真查阅1861年11月25日前的雨果手记，不见巴特勒上尉的痕迹。我询问多位法国当代一流的雨果研究专家，都没有翔实的回答。难道巴特勒上尉是杜撰的？”

“跳过1861年11月25日的写信日期，我继续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根西岛手记’。1866年10月15日，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写成后将近整整五年，‘突然冒出一个巴特勒中尉来，让我又惊又喜。巴特勒中尉在根西岛驻防的时间很短，和雨果相处仅三个月，谈不上有深交。”

后来，程教授去到根西岛查明：1866年年底闯进雨果生活里的“巴特勒中尉”，名叫威廉•巴特勒出生在爱尔兰，20岁从军，在英国第69团服役。他28岁时来根西岛，中尉军阶。威廉•巴特勒于1872年34岁时在加拿大晋升上尉。此人屡建军功，喜爱写作，1905年以将军衔退休。

程教授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收件人巴特勒上尉是伪托。雨果1861年11月25日并没有给一个叫巴特勒上尉的人写《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个结论令人吃惊。”雨果何时何地写下这封对中国历史如此重要的文章？雨果为什么要给人类历史留下一封对圆明园的劫难表明自己立场的文字？”

《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雨果中国情结的喷发

程教授说，“在此，我根据自己多年探寻和积累的资料，提出一个假设。雨果毕生怀有一个‘中国情结’。雨果很早就关心中国，敬仰中国文化艺术，终生不渝，愈老弥笃。早在1841年，雨果在一部游记作品《莱茵河》（Le Rhin）里，第一次提到英国怀有毒害中国人民的用心，发动‘鸦片战争’。雨果站在被欺凌的中国一边：‘英国在企图毒害、至少是企图催眠中国之后，此时此刻，正在猛烈攻打中国。’”

雨果流亡英属根西岛后，经常在首府圣彼得港码头上的古董里购买中国艺术品，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他为此倾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花费了不少钱财。

程教授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政治家，对中国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仗义执言；欧洲没有一个作家、艺术家，对中国艺术如此钟情，为圆明园的被毁感到切肤之痛。我们再来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文，可以认为此文是雨果一生‘中国情结’的最高表现，是他‘中国情结’的最后喷发。雨果的‘中国情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1875年，他着手编辑《言行录》第二集‘流亡中’，这是机会，这是契机，很可能，1875年10月27日，雨果不声不响地写下了《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文的立场、感情、理念、思考，甚至是词汇，早已准备就绪。雨果的‘中国情结’积数十年的酝酿，一朝喷发，给我们，给后世，给历史，铸就这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千古雄文。”

　经历万苦找到手稿真迹

雨果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仅两页，但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有机会一睹真容。程曾厚告诉记者，“我很早就询问过雨果故居的馆长和图书馆管理员，故居藏品里是否收有《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手稿。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我把希望寄托在戈东夫妇的研究工作上，他们夫妇俩是全世界掌握雨果书信信息最多也是最可靠的专家。”

“1861年11月25日，雨果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封信的手稿在写成的138年之后，是否留存人间，存放何处，这是挂在我心上的问题。2000年6月，我再次去到巴黎，6月14日晚上八时半，我给戈东先生电话，明确提出请教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手稿下落问题。其原信应该寄给了巴特勒上尉本人。但原信应有雨果本人的手抄件。雨果的手抄件存放在国立法兰西图书馆的手稿部。戈东先生吐字清晰地说出了查阅老馆手抄件的登录号。我手中的笔开始抖动。”

程曾厚激动地说，“管理员捧出一大本雨果的手稿。我轻轻地翻到第128页。从我1962年看到这封信的出版物，我等待了38年。我终于见到了雨果的手抄原件。”

程曾厚回忆，“两页复印件我总共付了210法郎左右。复制的费用超出我的估计。但这两页手稿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很有意义的两页。”

发现500件被劫国宝

程曾厚多次前往法国探寻圆明园真相，没想到竟然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第一个发现雨果在信中说的“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果实”的人。

“1994年12月24日，我和学生周国伟来到大名鼎鼎的枫丹白露城堡，这是比凡尔赛宫还有名的皇宫。我们走进不挂任何牌子、也没有任何标识的一处边门。狭长的过道里放着从前亚洲东方人使用的车舆之类。一拐弯，是一间西式的客厅。又一拐弯，是一间中国的厅室——是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里说到的陈列馆！别人不认识，我认识啊！”

“展厅面积不如想象的大，右侧贴墙是一长排高高的玻璃木橱，橱里密密麻麻堆放着瓷器和古玩。左右两角，是两座高高的几乎连及天花板的博古架，满架都是精美的瓷器。我前半辈子的生活和收藏无缘，猛一下见到两满架来自圆明园的瓷瓶，我眼睛开始模糊起来。两座博古架周围的墙上，是几幅缂丝的山水画，缂丝画的下方，对应放着几张红色锦缎的软椅。而在博古架的中间，在‘中国陈列馆’的核心位置，是一张低矮的楠木供桌，上面有一座富丽堂皇的鎏金七宝佛塔，佛塔前有一对大象牙，有一对黄铜的龙，有一对镀金的龙纽铜钟，有一只景泰蓝的麒麟。眼前的圆明园文物让人惊叹。”

“我希望管理员能允许我拍一张照片。她很客气地同意了。我把照片放大一看，那瓷器竟然落款为‘乾隆御制’！我当时就惊呆了，国内从未有发现过乾隆亲手制作的瓷器，那是何等的珍贵？我无法描我的心情，我们被洗劫的500件珍宝，已经在枫丹白露王家城堡整整沉睡了150年！”

　　对话作者程曾厚：请记住雨果的抗议

广州日报：追寻40年，却未找到巴特勒上尉，您觉得40年值得吗？

程曾厚：1861年是雨果创作《悲惨世界》的一年。1845年到1848年，雨果全力扑在这部长篇小说上，但历史的进程打乱了作家的创作计划。12年后，1860年，在海外流亡的雨果又花费两年的时间，重新构思，精心修改，《悲惨世界》于1862年初最后完稿并出版。1861年11月25日，雨果突然放下《悲惨世界》，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个巴特勒是谁？谁有如此大的面子能让雨果在百忙之中，为他写信？我由此开始了寻觅巴特勒上尉的曲折而离奇的过程。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在熊熊燃烧。世界为之震惊。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的英属根西岛上，有个流亡者从大西洋的波涛里挺起身子，仗义执言，大声谴责。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不是真正发出去的一封信？

程曾厚：法国权威的《编年版雨果全集》告诉我们，雨果在1861年写了两篇作品：《悲惨世界》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手稿上没有抬头，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是一篇“待插入”的文字。最后，我们惊讶地发现：1862年1月21日，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在孤独中生活，尤其是两个月来，工作——一件紧迫的工作——要我全神贯注，让我无暇他顾，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紧迫的工作”当然是《悲惨世界》。而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所以，令人惊愕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1861年11月25日”的写信日期或许是虚构的。

1860年，中国的圆明园被毁，雨果被深深地刺痛。他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不论此信写在何时，但都给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了自己的评判。这封信喊出雨果的声音，喊出三个字：“我抗议”。2010年，请记住雨果的“我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