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抒情中国”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著，三联书店

说来“抒情”一词似乎人人皆可脱口而出，但王德威教授的新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所欲析解的就是这种习见的误解。他从王国维、鲁迅、沈从文等等一干“五四”主要作家论述到胡兰成、江文也、白先勇等海外文学，重新审视与阐扬久为今人忽视误解的“抒情传统”，最终试图重新厘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渊源与肌理。

抒情哪里就是闺怨深深的你侬我侬、小资情调的呢喃自语？在王德威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有两种声音彼此颉颃，一者“史诗”，一者“抒情”。前者充斥着暴力、革命与叫嚣，这其中，个人的地位无足轻重，集体的意志至高无上；而“抒情”，王德威特别指出它勾连《楚辞》中“发愤以抒情”的命题，不只是简单的小悲小喜，而是一种愤怒的抒情，张力弥满。它又符合传统儒家关于“礼乐”的一种乌托邦憧憬，抒情的同时其实从来都不乏江山之思。

譬如书中提到的红色诗人瞿秋白，这位早年梦想进入北大中文系求学却因家境贫寒而不得已改学俄文的穷学生，不论其日后政治命运如何，说到底他都是一个抒情诗人。早年以记者身份撰写访俄笔记《饿乡纪程》，当然有向苏联求学问道的意思在，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饿”没有停留在物质匮乏的浅薄层面，“饿”更是一种道德的考验，瞿希望借此鼓舞人做不停的道德自励。这种对饿之美学的探讨，显示出瞿秋白的革命抒情美学观。

而他后来广为人知的《多余的话》，则是从“匮乏”转为对“冗赘”的书写，这种“多余”的表达，内含的是一种被抛掷出去的怨愤，换个角度看，未尝不是说，原来抒情对革命而言实为“余事”。这时的瞿秋白已经从左翼美学的大言大话变为对自我的诘问与对现实的嘲讽——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自己的情感更是社会所不需要的多余之情。并观瞿秋白的革命经历与抒情写作，王德威提醒我们注意其中蕴藏的革命写作最具争议的面相——“因为抒情，革命得以尽情发挥魅力；因为抒情，革命已经埋下了内爆的引信”。

如果说，瞿秋白的例子体现了抒情是如何借革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书中最有意思，同时也最精彩的则是以《山河岁月》为例所作的解构，这本文笔妖娆的叙写历史之作，其实从来不乏作者个人野心的透露，譬如他巧妙转化“劫”为同音字“节”，一切人生历史的劫毁皆不过是一场惊险莫名的节庆；又以中国传统语汇，诸如“气”、“息”、“感”来形容人们对朝局改换的感应。在《山河岁月》的作者这里，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写作其实无形中别开生面，表面上看和其他作家一样婉转多情，其实他以此来“完成他的大志，完成他最伟大的抒情——礼乐方案”。

在本书中，王德威无意另起标杆重估现代文学，毋宁说他意图在现行的“启蒙”、“革命”与“国家”等面相之外，特意将“抒情”作为别一种维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历程，将此前习见重重的抒情传统之话题提领至新高度并尽量展现出其丰富的皱褶。

盲视的我们其实忘记了即便在革命文学如火如荼时，抒情之音也不绝如缕，卞之琳遥拟晚唐、鲁迅效仿魏晋、周作人追慕晚明、沈从文向往《楚辞》，是在提醒我们与革命中国彼此对应、对立、对抗的还有一个刻意被遮蔽的“抒情中国”。这“抒情之声”轻柔却非轻薄、婉转却非柔靡、雅丽却非繁缛，当现实主义者视语言为反映现实、批判历史的透明工具，抒情作家们则借着精致的文字形式，接引象征体系，在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之外，提供更丰富的世界。而也正是他们的孜孜努力，让我们知晓黯然不彰的“抒情中国”其实一直存在，找到观察中国现代性的新角度，并偶然勘得美学和伦理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