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生命的学问》 周保松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一门学问，如果能让你茶饭不思，教你辗转反侧，并改变你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那它一定已走进你的生命。”这是周保松在一次“最后一课”上对学生所讲的，这句话也最终成就了他新书的命名。

周保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师，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在《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他把对哲学、人生与大学教育的种种思考写下来，或通过电子邮件寄给学生，然后一起讨论；或与他的恩师陈特先生日复一日地对谈交流，也有和十八载好友的闲聊激辩。经年堆叠，已有数十万字。通过撰写和阅读这些文字，教师与学生两者均获得了超出流俗之上的精神与信念的支持。

这本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周保松在本书自序中写道：“将这束文章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我有还乡之感。不是因为衣锦在身，而是因为我的文字即将和无数不相识的读者相遇。我感觉自己像个游子，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终于携回一点东西，呈现给久别的乡人——无论这点东西是如何的微不足道。”

二十七年前，一个黄昏，他，一个少年，在故乡的车站，手捧一包泥土和一瓶江水，与前来送行的同学告别，他要移民香港。所以，这本书除了教育和学问本身赋予的大价值、大意义之外，还笼罩着一片游子的淡淡乡愁。而这乡愁，又映照在教育和学问之上，他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时时关注着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并用自己的努力坚守着价值教育的方向。

为学生，甘愿做傻瓜

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做傻瓜，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呢？而且我真的享受和学生在一起。大家一起思考哲学，一起探索真理，是件很美好的事。

新金融：你的主要精力没有像众多大学教师那样放在论文写作和研究上，而是努力“全天候”地放在学生身上。发起网上讨论班，举办犁典读书组，经常和学生一起畅谈哲学人生，甚至每学期还和学生一起去爬山。你也表示，“在现在的大学体制中做这些事，其实是傻瓜所为。”那么你一直坚持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周保松：坚持，是因为觉得这样做有价值。身为一个教师，将教学放在第一位，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大家普遍不这样做，其实才奇怪。当然我明白，那是因为现在的游戏规则，一面倒地鼓吹发表论文和申请项目，所以大家才觉得花时间在学生身上，是傻瓜所为。但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做傻瓜，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呢？而且我真的享受和学生在一起。大家一起思考哲学，一起探索真理，是件很美好的事。

新金融：你问陈特教授“理想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

周保松：于我来说，最好的师生关系，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互相信任、彼此尊重，并以追求学问为共同目标。我很少有什么师道尊严的想法，也从不要求学生一定要信我那一套。其实，在真正的学术问题面前，人都会变得很谦卑的，没有人敢说自己真理在握。我总希望学生能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判断，走出自己的路。过度相信甚至崇拜自己的老师，不是好事。我经常对学生说，永远不要担心你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只管据理力争，用理由来说服我。

新金融：不久前，你应邀在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个人幸福与大学教育》的报告会。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题目，你认为个人幸福与大学教育是怎样的关系呢？

周保松：我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人活得好，活得幸福。但怎样才叫活得幸福？这并不易答。我想，最基本的一点，是人能对自我有所了解，对生命有所感受，并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形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有能力和勇气去追求这些理想。要做到这些，大学就应该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培养学生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使他们学会活得自由、活得有意义。

新金融：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目标”。对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周保松：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我想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吧，至于这些目标是否值得追求，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年轻一代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么肯定有更深层的根源。如果深层根源不改变，问题只会继续存在。如果这一代真的生活没有目标，那么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些什么，才可使得他们有目标？我们要追问下去。

大学，愈来愈远离教育本义

教育的本义，是以培育人为中心。培育什么人呢？培养出有思想有关怀有责任且懂得欣赏和珍惜生命的人。

新金融：你在书中提到，“今天的大学，相当大程度上已变成单纯的专科教育，甚至愈来愈趋向职业教育。从社会层面来讲，大学被视为一人力资源的供应地……从个人层面而言，读大学主要为求一纸文凭，以便日后找得一份理想工作。”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周保松：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社会中，教育很难避免不变成一种商品，并一步一步从原来的意义中异化出去。因为金钱的力量实在太大，如果我们没有足够自觉，它就会不断入侵不同领域，并令这些领域原来的价值慢慢被边缘化，甚至消失。大学教育今天面对的危机，不仅来自于政治，也来自于市场。

新金融：大学趋向职业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社会的适应吗？大学在“职业教育”和“更深层更值得重视的价值”之间应该如何把握才算是成功的教育呢？

周保松：大学当然要为社会培养人才，也要令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方便日后谋生。但这并不等于就要将教育完全当作一盘生意或一种投资，并以迎合市场需要为标的。所谓更深层的价值，包括教导学生如何活得好，以及成为对社会有批判有承担的公民。教育中如果没有这些面向，不仅对学生自己不好，对整个社会的改良也不好。

新金融：你强调“价值教育”在大学力求改变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纵观我国教育史，哪个时期的教育最接近价值教育？“价值教育”需要怎样的土壤？

周保松：儒家思想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有德行的人。但我所谈的价值教育，并不是非要以儒家为主。自由主义也可以很重视价值教育，例如培养学生成为自由人，具有反思能力和社会责任，关心民主和社会公义等。价值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怎样，可以具体谈。我强调的是，不要将对价值问题的思考，从大学教育中拿走。至于怎样才能有这样的土壤，真的要靠大家一步一步来做。例如开设相关课程，筹办更多和价值议题相关的活动，容许老师和学生自由探究道德问题等。

新金融：“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这是教育家刘道玉所说的。对“大学面临的危机”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周保松：大学的危机，就是愈来愈远离教育的本义。教育的本义，是以培育人为中心。培育什么人呢？培养出有思想有关怀有责任且懂得欣赏和珍惜生命的人。现在大学教育的许多政策，都和这个理念背道而驰。

新金融：你认为大学这个“小社会”和“现实的社会”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周保松：很难简单地说，因为两者的关系，是多重的且相当复杂。大学当然不可能是遗世而独立的象牙塔。事实上，大学的资源，大部分是从纳税人中来，大学有责任培养出好的学生，做出好的研究，树立好的典范，令社会变得更公正更进步。但要做到这样，大学就不可以唯政府唯商界是从，因为大学一旦失去她的独立性，成为政府和商界的附庸，那么就一定会失去批判性创造性——而这却是大学的命根所在。

读书和写作，美妙自知的事儿

阅读，是精神性的活动，给你最大的，就是精神的愉悦。你一旦感受到那份愉悦，你一生就离不开书了。但至于读什么书，我觉得没所谓。阅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不必求同也不应求同。

新金融：你很喜欢读书，在书中你说：“读书需要一种氛围，一种视读书为天经地义的氛围……可惜这样的氛围，今天已几近于无。”你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什么时期读书氛围最好？又如何重造这样的读书氛围呢？

周保松：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读读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在他笔下三十年代北京的大学，就很有读书氛围。又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据说读书氛围也很好。今天的情况不是很理想，但也不必过于悲观。很多事情，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例如我办的读书组和思想沙龙，每次就有许多学生来参加。有的时候，不是年轻一代不喜欢读书，而是我们没有创造出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将他们引领进书的世界。现在实体书店愈来愈少，大家都到网上购书，以前那种读书经验就慢慢没有了。但可不可以创造出新的读书氛围呢？这需要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探索。

新金融：你坦言“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写作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写作对你来说，其意义是什么？

周保松：写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艺术。你必须用最恰当的语言和最合适的形式，呈现你的思想。以文字捕捉意念，是很具创造性、很美妙的事。当然，既然是艺术，就不仅需要灵感，更需要长期的磨练。这是个没有终点的旅程。

新金融：看到你在英国留学时期的读书、淘书、甚至“为书消得人憔悴”的经历，令人感动和敬佩。现在的学生经历过高考进入大学后，往往会进入一段茫然期，在没有外界的压力下，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把这段时间用来读书的话一定会有不小收获，对于大学生读书，你能否给些建议？

周保松：读书一定要有闲心，不能太现实太功利，不能要求每次拿起书都要得到一些实际好处。如果是那样，你很难进入书的世界。阅读，是精神性的活动，给你最大的，就是精神的愉悦。你一旦感受到那份愉悦，你一生就离不开书了。但至于读什么书，我觉得没所谓，找到自己喜欢读的就好。阅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不必求同也不应求同。

新金融：从1998年起香港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如今已有14个年头。从港校在内地招生情况来看，内地考生和家长对港校的态度经历了从“不了解少接触——认可接受——热情追捧”的过程。你怎样看待这种改变？

周保松：我对这种转变，并不意外。香港的高等教育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在体制、师资、资源、学术自由和就业机会上，仍然较内地的大学有一定优势。不过，我也观察到，许多内地学生和家长对香港的了解，仍然相当片面。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也相当职业导向。许多人都将大学教育简单视为获取文凭和为未来求职做准备的跳板，这其实不太好。我始终觉得，大学理应是一个人一生中最自由最多梦想的阶段。你的大学怎么过，会直接影响你将来走什么路，过怎样的一种生活。过于务实计算，一早失去梦想锐气，不给机会让自己去探索和冒险，结果可能更不好。

新金融：在大学期间，你经历过从“香饽饽系”（工商管理学院）到“叫花系”（哲学系），你说这是你生命的转折点。现在又快到了高考季，如果有学生在“报考志愿”上询问你的建议，你会说些什么？

周保松：我会说，如果可以，就选你自己最喜欢读的专业吧。只有这样，你才会享受，才会投入，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你才会真正读得好，真正进入学问的世界。这不是过于理想，妄顾现实。将来回过头来，你会发觉，读自己喜欢的书，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恰恰是最“现实”的。人生，不就是想活得自在活得丰盛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中国农村，1985年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博士。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曾获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范教学奖及校长模范教学奖。著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学对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