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怎样写杜甫

《洪业传》；[美]陈毓贤 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

把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和马克·吐温的语言，转换为司马迁、顾炎武和鲁迅的语言，殊为不易。这是部巨大的工程。曾祥波把书中旁征博引浩瀚的材料，全追根溯源，让中国的人名官衔地名书名恢复原貌，有些洪业一笔带过的诗句则斟酌直接引述以便利读者；他又把原著第二册解释洪业创见的内容当脚注，而且以“译者按”的方式替读者解释一些西方资料。译者显然是位学问渊博对杜甫研究涉猎很深的学者，不然绝不能胜任。

译得很好，时有神来之笔，达到读来不觉得在看翻译文字的地步。只有几处不甚恰当，集中在前面的“引论”。如第8页interpretive guidance译为“就引言凡例论”，应是“帮助读者解读诗文方面”。洪业在“引论”里（套他在《我怎样写杜甫》的话说）打洋鬼，译者对他的所指有时也许不甚清楚，比较容易犯错，但往往只是语气轻重之别，无大碍。

译本附录了洪业1940年的《杜诗引得序》，1962年原在南洋商报登载的《我怎样写杜甫》；1974年清华学报刊登的《再说杜甫》，可谓囊括了洪业毕生研究杜甫的精华。

我提议普通读者由浅入深。先翻翻附录三白话写的《我怎样写杜甫》和附录四《再说杜甫》，了解洪业研究杜甫的经过以及他遇到的难题；再看书后曾祥波的“代译后记”和“补记”，知道译者对此书的态度以及现在看来洪业一些看法的不妥之处。方向搞定了，跳到第一章读起。这不是本可匆忙看完的书，而是放在枕边闲来拿起像嚼橄榄地读几段的书，或放在案头参考的书。

至于洪业打洋鬼的“引论”与他打汉鬼的附录二《杜诗引得序》，则可留给专家看，后者主要讨论各种版本。洪业做引得时只见到元代的残本，听说有北宋王琪的孤本尚在，但没看到。他虽对钱谦益的学问非常钦佩，但《序》里举了十个原因质疑钱谦益持有南宋“吴若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的《宋本杜工部集》出来了，是北宋王琪和南宋“吴若本”有刻的也有抄的残本，合起来配补而影印的。九十一岁的张元济作了篇长跋，内说：“近人之疑吴若本为乌有，而深讥虞山之作伪者，观此亦可冰释。”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里说：“高年劭德不忍明斥晚后，尤可感激。”他修改了先前一些看法，但仍觉得不老实的钱谦益有篡改之嫌。我们享受洪先生悉心做的“足够火候”的盛宴，没有必要一定到厨房观察，不是吗？

可惜中译本读者没法享受洪先生对个别杜诗的解读。中译本中杜诗自然用原文，但洪业英译时把杜甫省略的代词和连接词都补上了，又解释了诗里的典故或没有言明的内涵，这样一来，固然牺牲了原诗的韵味，却把意思说明白了。读者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不妨把原著和中译本对照着看。中译本在每页的栏边空白处标明原著的页数，方便读者对照。对照着看另有个好处，许多中国古名称，译成现代英文反而更清楚，譬如黄粱是小米，吐蕃部落是藏人，交河是今天地图上的吐鲁番，司功参军是管一州教育的。各种植物和官职，我看了英译才恍然大悟。

洪业的父亲在山东做县令时，常和朋友聚集玩一种叫“诗钟”的游戏。事前准备和控制时间的任务便派十来岁的洪业做。据洪业回忆，客人没到前他就在桌子上搁好文房四宝和有关典故的参考书，然后在相对的墙上贴了纸，一边写七个平声字，另一边七个仄声字，写好一条一条从下面把它卷上来，沾点浆糊贴起。诗钟开始了，洪业即请客人在一边墙上贴的纸中随便挑一张揭开，又请另一客人在对面墙上贴的纸张中挑一张，大家见到两个平仄相对的字就开始作诗。约二十分钟左右，洪业摇铃，大家便得放下笔来。洪业把联子都收到小篮子里，轮流分派给各人看。各人把他认为好的诗抄下来，有的给一两个铜板，真好的给五个铜板，最多七个。在面前小单子上标明哪首诗给多少铜板。筛选后头一个人便高声朗诵他选的对子，作者就站起来，鞠个躬跑过去收铜板，有时刚有人读了上一句，别人便和声读下一句，因为他们也取了那首诗。那作者就得意了，围桌子跑一圈，一边跑一边收铜板，大家拍手恭喜他。我们可以想象，洪业这时期不但学到写诗填词的要诀，也吸收了人情世故和官场潜规矩。洪业在这些父辈身上体验到传统读书人的无奈，无疑增进了他日后对杜甫的同情与了解。

转眼洪业替父辈玩诗钟管摇铃已过了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经历无数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们回首他耳详目熟的那时代，真觉“恍如隔世”。中国现在很大程度上跟洪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的西方世界更相似。因此许多他向西方人不厌其烦地解释的事物，如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大家庭习俗、文人喝酒的意识形态等，相信对一般中文读者来说都相当隔阂了，读了亦会获益。看了此书，可透过杜甫的生平重新认识唐代，尤其是玄宗（明皇）那既辉煌灿烂又充满悲剧的一段，则是另一个额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