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

《凌汛：朝内大街166号》；冯骥才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多年没去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两本小书，因此有机会肃然起敬地在大街上面对墙上挂着的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牌子。出版社大楼的陈旧、杂乱和拥挤，超乎我的预料。我在一些亲历者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关于“朝内大街166号”的故事，无法想象这里曾经出没多少杰出的人文学者、优秀作家和出色的编辑家、出版家。现在，“这座老楼将要拆除翻盖新楼”。——我在冯骥才新书《凌汛：朝内大街166号》的序言中读到这样的消息。

冯骥才1977年至1979年，被借调到人文社改稿、写作，这正是当代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用冯骥才的话说，是由“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百姓，想必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生活与精神的蜕变，我们在一系列“重返八十年代”的著作中能够读到大大小小的故事与说法。在我自己的阅读中，我比较多的担心是：历史正在被抽象成为原则，细节被删除，个人的心路历程被格式化；　因为现实的某些需要，历史被改写，或者被掩饰。往大处说，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集体记忆”。如果用记忆凭吊历史，如鲁迅所说给往昔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重要。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同冯骥才写作本书时的立场：“我写它，已非一种怀念，已经不是初始的想法，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从中对照自己，看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这是一段让我感慨的话。“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这不是深刻的命题，甚至只是常识，但恰恰被很多人忘却了。如果以此来看知识分子，不能不说“我们”退步了。现在的知识界，在很多问题上都可能需要重温“常识”。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它所在的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确实可以说是当年“文化复兴”时代的“核心地带”。这里也是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之一，曾经影响几代人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在这栋大楼中编辑、翻译和出版的。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里自然也最先传出早到的凌汛。冯骥才如是描述：“在我的心底，它像历史江河一次遥远的早春的凌汛，原本死寂封冻的冰河突然天崩地陷般地碎裂，巨大的冰块相互撞击，发出惊天的轰响，黑色寒冷的波涛裹挟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所以，

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读到“那个时代的场景、气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名言、勇气、真诚与纯粹感”，而且这些与时代相关的关键词都与细节和事情有关。在这里，我们不仅读到冯骥才个人的创作经历，而且由此领略一些时代的特征。比如说：1979年夏天在朝内大街166号的作家们大都是顺由“文革”间既定的“帮味”思维写作，并不自觉；人文社重印外国经典小说，真正毁不掉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文革”的“余威”依然在当时的生活里；　一个诗人的拷问震撼了“我”，他喊出那些被蒙蔽和欺骗的一代在人性和社会的良知苏醒过来时的内心深切的痛苦，如今“我”已见不到作家和知识分子这种自我的灵魂拷问了；韦君宜、严文井等人的责任和担当……在不长的篇幅中，这本书也塑造了那个年代文学知识分子的群像，其中的一些通信，也是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珍贵文献。

很多年来，冯骥才的主要精力转向文化遗产保护抢救与民间文化。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或许已经超出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但贯穿始终的则是他在八十年代形成的文学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我曾经在《读书》上写过一篇短文，谈冯骥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冯骥才读后，给我发了一则短信，大致说我比较悲观，他过于理想主义。其实，我的一些悲观，也正因为我同样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收到冯骥才寄赠的《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时，我想随手写下这点笔记。在忽雨忽晴、阳光与雾霾交替的日子，等待一个稳定而正常的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