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迷楼: 诗与欲望的迷宫》

作者: [美]宇文所安

译者: 程章灿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4-01

在我看来，一位优秀学者的基本素质，除了勤奋和颖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对自己的工作保持不断的反省能力，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研究类型和自身能力两方面的局限，并对成功的模式具有高度的警觉和随时准备摆脱它的决心。

在当今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家中，宇文所安可以说是这样一位优秀学者。从一九七三年出版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以来，他的研究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日益深入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他的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已陆续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和同行无不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和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所折服，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更钦佩的是他在学术上的反省能力。他曾说：“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初唐诗·致中国读者》）这种自觉使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独创性的尝试中，保持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甚至对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识本身也抱有警觉——“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微尘》）。

《初唐诗》和《盛唐诗》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贾晋华教授先后译成中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印行。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已度过了拨乱反正的转折阶段，进入一个创新和积累的时期，但宇文所安教授这两部十年前发表的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尤其是《初唐诗》，正如作者所说，“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不光是初唐，在唐代其他的时段也没有这样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展开。

据作者说，他写《初唐诗》的初衷是为研究盛唐诗铺设个背景，但最终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众所周知，初唐时期的文学史资料和诗歌作品都远较盛唐以后为少，这对我们理解其时代背景造成了困难。宇文所安教授的信念是，“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感，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的能力。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初唐诗是以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脱离宫廷诗——陈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张说及过渡到盛唐这一过程展开的，宫廷乃是艺术趣味和艺术法则的中心，它在宫廷诗人和外部诗人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这种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似过于绝对，但他对宫廷诗歌结构和语言程式的描写和概括还是很准确的。他对诗歌文本的精心解读，都能紧扣文体和题材的要求，使初唐诗写作逐渐从宫廷诗规范中解脱出来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较之我们文学史过于概略和笼统的说明，能给人更多的启发。如果这部著作一出版就马上被中译，相信会给国内学界更多的惊异和影响。

《初唐诗》出版时，宇文所安教授三十一岁，能在而立之年就写出这样的著作，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书中洋溢的才气和随处可见的敏锐感觉，使这部著作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四年后问世的《盛唐诗》，除保持了《初唐诗》的论述风格，更增添一点犀利的论辩。显然，两者要处理的对象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初唐诗》是为一个被冷落的领域填补些空白，那么《盛唐诗》就是在一个过于热闹的论坛里争取发言权，必须面对前人的许多成说，在质疑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挑战的起点就是从九世纪以来形成的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确实，“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割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所以，面对“盛唐”这一辉煌的诗歌时代，作者首先就确立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导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贴近八世纪诗歌语境，深入到唐诗发展历程中去考察的历史眼光，而支撑这种学术观念的仍然是作者擅长的文本细读（closereading）。

在《盛唐诗》的导言中，作者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原则性问题：一、不能将这一时代与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混为一谈，不应以重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应以这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二、不能将时代风格简单理解为有着方便的固定年代的统一实体，要灵活地把握其多面性和可渗透性；三、不能切断盛唐诗的内在发展过程，要考虑到在不同的年代，为天才出现留下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带着这些意识进入盛唐诗，宇文所安教授发现，“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导言》）。这些准则包括与交际对象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文体等级和相应的辞令风格。正是在这一平台上，宇文所安教授从京城诗的四种社会背景（宫廷、王府、权臣、朋辈）出发，展开了对盛唐诗由无声的变革到全过程的分析。在这沿着时间流序的梳理中，他重构了开元、天宝的诗坛格局，对王维和孟浩然的关系，对高适和岑参的诗史位置，对李白的心理特征和艺术特征，都重新做了解释，还发掘了几乎被忘记的诗人卢象。在这部著作中，同样有些判断很难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比如说：“对于开元京城诗人来说，朋友们的作品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个人体验更为充分地限定了诗歌；讲述共同诗歌语言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创新或‘复古’的愿望。”或许和《初唐诗》论宫廷诗一样，他也过分地强调了京城诗的写作训练，他的分析和结论一如既往地显示出机敏和洞察力，只因盛唐诗较之初唐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他对作品的解读也显示出超过以往的自由发挥，让读者在欣赏他的独到解会时偶或不免产生一丝怀疑。这是任何富于启发性的著作都难以避免的特性，一些新异的见解往往会冒犯常识，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没关系，只要新异的见解有足够的说服力，它最终会扭转我们的看法。宇文所安教授对孟浩然的分析，相信能成为证实这一点的例子。

在《他山的石头记》所收的《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宇文所安教授曾说道：“我常常拿我自己写的《初唐诗》开玩笑，因为里面把初唐的一切都视为盛唐的先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不管是检视某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史所做的解读一直都犯了时代错误。”（江苏人民出版社版，22—23页）他的这种反省在《盛唐诗》中已显示出来，在对盛唐诗的分析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开元天宝诗人对六朝诗的承继和对初唐诗的背离，这固然可以说是他对后设的历史解释模塑我们叙述方式的警觉，但又何尝不是他有意摆脱成功模式的表现呢？

这两部著作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这篇短文无法枚举。我只想指出我最欣赏的一点，那就是作者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感觉之好。对于研究非母语文学的外国学者来说，语言的美感往往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便是同文同种的日本学者，能深入到语言层面，具有良好的语言美感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宇文所安教授也谦虚地说：“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但我认为，对语言敏锐的感受能力恰恰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试读《初唐诗》第十七至十九页对隋炀帝和陈后主两首《饮马长城窟行》的比较，第三十七至四十一页对虞世南诗作的分析，一百二十五页对陈子昂用来表现视线的三个动词的讨论，包括像第二百八十二页评《扈从登封途中作》“第六句的‘万乘’是皇帝的传统代称，但这里上下文的描写恢复了这一词语本身的某些力量”这样不经意表达的判断，都显示出他对唐诗语言的良好感觉。第一百九十二页通过宋之问《陆浑山庄》“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两联来说明对仗的语义生成功能，也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对偶对中国诗歌的语言有两个最重要的贡献：其一是使句法实验成为可能，其二是使词类转换便利，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使役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都可以根据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自由转换词类，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的奇特现象。首先，上引第一联诗运用了句法的曲折。第一句最自然的解释方式是：“我看着花，进入泉水中。”但第二句必须读为：“我走在幽林中采药。”因此，读者只好重新解释第一句：“我进入（即进入树林的深处）泉水的源头看花。”一联诗中通常有一句意义明确，它的句式可以用在较成问题的配对句上，有时如同上述的情况，涉及重新解释一句诗，有时如同上官仪的对句，需要限定模棱两可的意义。在简单的形式中，直陈的诗句出现在难解的诗句前面，这样就允许读者在自然的阅读过程中进行调整。在较复杂的例子中，如同这一首，决定的诗句跟随在难解的诗句后面，这就迫使读者回过头来，对两者的关系产生疑问，校正第一次阅读。在后来的对句大师如杜甫的手中，两句诗可能都是困难，或一句诗将不可能的解释强加于另一句。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读诗时经常碰到的问题，但我们通常作为语法成分省略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对仗天然具有的互文性自然地接受了；而宇文所安教授的分析则表现出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汉语诗歌的独到眼光。在这里我更欣赏的是他对诗歌语言细致入微的体会，是这种基于丰富的阅读经验之上的深入体会，使他洞见律诗的对仗中包含的文本和阅读在语义生成上的多重性互动关系。

宇文所安教授后来在《微尘》一文中说：“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约束。”在当今学界，坦荡地承认这一点，也快变成一个有勇气的行为。事实上在国内的同行中，我们看到太多的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约束的文学研究者，当然，也不乏假装做一个文学家而又不受文学学科规则约束的哲学研究者。恪守行规乃是维持和提升行业水准的前提，在今天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多年前读到宇文所安教授的这两部著作，我就对作者洗练明快的学术语言十分佩服。不长的篇幅，寥寥几句话，就将问题说得很透彻，这是一种洞察力和表达力的完美结合。尽管宇文所安教授的文笔之美在欧美学界有口皆碑，但我还是更愿意将这归结于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不是写作才能。我读一些国外优秀学者的论著，比如近年读到的艾尔曼教授的著作，每为他们的这种能力所折服。他们使用的材料并不比我们多，研究方面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看问题之透彻，剖析之精当，寥寥数语就说到问题的点子上，实在让人不能不佩服。反观国内同行的著作，书越写越厚，却常常是满纸浮辞，言不及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外同行的著作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很多，不只如宇文所安教授所说的“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而已。

我初读这两部著作的准确年月已记不清，总是十多年前了，正当宇文所安教授写书时的年龄，应该算还年轻，读书总带着挑剔的眼光。做研究的年头渐多，文章甘苦事，得失寸心知，反倒能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它们，更多地欣赏它们的生花妙笔了。贾晋华教授的译笔，就是今天看来仍是很出色的，能传达宇文所安教授睿智而有幽默感的文采。经过十多年的海外留学和研究生涯，她的英文造诣已非昔比，新出的三联版不用说会更加精彩。因此，我很乐意将自己阅读的体会写出来，与读者们分享，但同时，一个盘旋在我脑子的问题也不得不提出来：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