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战役和腾冲之围

《1944：腾冲之围》（点击试读）

1944年，在中国远征军的滇西战场上，日军的防御体系有三个支撑点：松山、腾冲、龙陵。当时占据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代号“龙兵团”。对于这三地之间的关系，一位战后活下来的日军军官将之比喻为“双头龙”：松山、腾冲是两个“龙头”，龙陵是“龙身”，并沿滇缅公路经芒市、遮放、畹町延伸至缅甸。远征军滇西战役最后的战果，就是斩断了两个“龙头”，砸烂了一段“龙身”，最后日军拖着血肉模糊的“龙尾”退缩到缅甸去了。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的作者余戈说：“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余戈的这两本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热捧，许多都是军人。中将朱增泉称：余戈写的两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空军少将乔良评论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令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其书的质量和沉重，也让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不久，余戈出版《1944：腾冲之围》讲述的是远征军斩断第二个“龙头”——腾冲的惨烈战事。腾冲是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腾冲之战也创造了抗战史上的许多“第一”和“之最”：在始自1942年的两年沦陷期，中国远征军曾以师建制部队在腾冲展开最大规模游击战；创造了在“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美军战史语）上的山地野战纪录；腾冲围城作战，则首开城市攻坚战之先河，腾冲也因此成为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

余戈对战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有专家称他是微观战史写作，是战史写作的“突围”和“攻坚”之作。也就是微观战史可以用一本书甚至好几本书来写一场战事的前因后果，写具体的战役和战术安排，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研判，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

余戈定义他理解的战争，说：“战争与战场，永远是检验先进与落后的终极平台。战争能力永远是一个民族的实力，战争考验着一个民族素质的现代化程度，而且是最核心的那部分，比如理性、认真、严谨、坚忍的作风；转换至和平岁月，你就会发现它也是现代企业最推崇的信条。那个在流水线上经受了此种检验的他国员工，一转身就可能在战场上成为你的劲敌。”

战争史书的客观主义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帝国的衰亡》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所写的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纪实著作。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于1936到1945年间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遥相呼应，在东部开辟侵略战场，横行亚洲，侵略中国，蹂躏东南亚各国人民，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直至最后被迫求和投降的历程。

约翰·托兰是采访高手，收集史料的高手。他为撰写一部历史传纪，既重传统史料，更重对当事人的采访。在他的每一本书中，托兰都要采访那个历史事实的实际参与者，有时是采访好几百个。以便从这些最了解这件事的人中得到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他尽可能地对这些被采访者持一种客观态度。他说：“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得出结论。我把自己的意见控制在最小限度。”

书中史料极为丰富，有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是一些原为日本天皇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提供的。作者根据史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幕侵略战争的残酷场面，揭露了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日本战犯制造战争的内幕。原著于1970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了一本畅销书，并夺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仅在得奖当年就再版三次，在西方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