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社会史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

《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行龙主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第一版，88.00元

近读行龙教授主编的《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欣喜地了解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行龙教授带领下开展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按“方法视角”“文本叙事”“模范典型”“生产改造”“运动事件”“身份生活”“田野社会”七个方面，收录了行龙及其团队近些年在集体化时代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此书的定位，诚如行龙在绪言中所说，“该书既可以看作是《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的姐妹篇，又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有关集体化时代研究工作的一个起步”。

通览全书，笔者以为该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首先在资料建设方面，全书时时强调资料收集、整理、鉴别和利用的重要性。这既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一个重点，也是其特色所在。如著者在前言中介绍说，他们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首先是“从抢救搜集档案资料入手”的，至今已搜集整理了以山西为主的200余村庄近千万件的档案文献，并将之全部整理编目归档，共计240多柜。自2007年开始，他们陆续发表有关山西农村基层档案及其研究方法的系列论文。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发表在《ModernChina》上的一篇中文题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的论文。文中首次将“集体化时代”定义为“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互助组到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之间的特殊历史时期”，并向学界系统介绍他们收集整理的山西农村公社、大队、生产小队各级基层档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其次，专题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该书研究范围比较广，关注问题也比较多，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特点。2009年，行龙曾发表《“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角度》一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提出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开展集体化时代研究，以此弥补以往研究的缺失，丰富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这既是本书的开篇之作，也是全书贯穿的核心理念。就具体研究对象而言，既有大寨、西沟、大泉山、张庄这些曾经在集体化时代影响全国的名村，又有名人如全国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还有如剪子湾、赤桥和三反运动中的张顺友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庄和普通个人。不仅如此，该书对于集体化时代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也有关注，既有剃头匠，又有冬学、农忙托儿所。同时，对于集体化时代民众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运动及运作机制也有生动分析，如太行山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蝗灾与社会应对、妇女解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反省”、“包夹”这些具有时代色彩，反映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群体塑造和乡村阶级斗争运行机制的专门研究。本书基本涉及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不同面相，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该时期的社会生活特质。

第三、在理念、方法和选材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学术创新。首先是理念创新。本书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史，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国史、革命史、地方史的研究范式，使得此时期的研究更加丰满。这也是行龙所倡导的“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这一学术口号的重要实践，有助于扩大研究时段及其研究领域。其次是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反思。书中多篇文章对山西这批农村基层档案的形成、特点和如何利用进行了理性审视，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值得今后研究者做进一步探讨。三是在选材方面比较生动有趣，一改以往集体化时代重政治运动轻社会生活的单一呆板印象。一篇题为《被改造的剃头匠：以山西临汾为民理发社为例》的文章研究了1955年组建的为民理发社中的剃头匠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中的改造问题；另一篇《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则描述了建国初期为解放妇女劳力而建立的农村幼儿托管组织，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发展为农村公共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特殊政治意义。

当前，山西大学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正在从容展开，不断诞生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应当是现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大幸事。但是，通读全书后笔者以为今后仍应在如下两个方面予以加强：首先，由于论文集的缘故，使得该书所描绘出来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呈现为若干片段、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整体性尚待提高，这就需要该研究团队进一步推出主旨更加鲜明、分系列分专题且更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其次，社会史研究要能够并敢于解决重大历史问题，克服碎片化，与大历史相结合。这也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凝练选题，在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上实现更大突破。庆幸的是，笔者了解到行龙及其团队最近在资料共享和利用方面又有新进展。他们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的团队合作，正在通过建立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档案资料数据库的方式，进行大数据库、量化历史的研究，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互结合的方式，寻求突破点，试图推动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再上新台阶，这就更加令人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