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曾国藩算算账
曾国藩从七品低级京官，一步步晋升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位极人臣，完整经历了传统官员的低、中、高三个阶段，非常有代表性。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每天生活都要记账，而且记得比较细，比如说：今天买了多少菜，买了一桶水等等，他都要记上，记得比较完整。这个账本今天保存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状态，却不仅仅只是“衣食住行”那么简单，实质上与他的出身以及当时的官场背景和财政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根据《曾国藩年谱结汇》，曾国藩在科举过程当中，曾两次到北京考进士。第二次路费是跟别人借钱的，这表明曾国藩的经济背景非常普通。道光二十年，他正式到北京去做官，授予翰林院检讨职位。因为明清两代实行的是薄俸制，官员工资标准很低，他的年收入（薪俸+公费）大概是129两白银，换算约26000人民币，且这是曾国藩全家的收入，因为过去妇女不工作。可见，当时他的经济收入非常低。
京官工资低，支出高。第一项支出——“衣”。清代对官员的服装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同的季节，甚至不同的月份，都要穿不同的服装，而且从帽子到鞋子都有明确而细致的要求。这一些服装往往用名贵的材料裁制，必须自己花钱去买，国家丝毫不承担，这就给官员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据记载到北京之后，他添置了很多衣服，有呢冬帽、小呢冬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毛的，狐皮，像这样的衣服大概有17箱。
第二项支出——“食”。这不光是曾国藩家里的吃饭问题，还包括社交应酬和随礼，以此来结交人才，编织人际网络，《湘乡曾氏文献》中就曾记载“京官聚宴习以为常”。曾国藩的社交应酬支出，大概每年平均是100多两。
第三项——“住”。道光二十一年，他到北京今天的菜市口租了一个四合院，18间房。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四合院，一年的租金大约是60两白银，一年的房租钱就高于他薪俸收入。
最后一项——“行”。曾国藩做京官需要经常上朝，因为收入低没有经济实力买轿子和马车，出门经常要租车，这个也要支出几百两白银。临走的时候，还要给当地每一位京官送点钱，叫“别敬”。
整个“衣食住行”支出算下来，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清代的财政制度就导致了做京官是要赔钱的。像曾国藩一年的赤字是400多两白银，合成人民币约9万~10万。更何况他的家庭负担不了，他主要通过拜访曾氏族人、各地的官员和商人来筹集资本，一共收到了大约1500两白银，这是当时他弥补第一年赤字的第一项来源。
第二个经济来源就是“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和“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这在当时官场是一种惯例，人们习以为常，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是一种腐败。
第三个渠道就是借。当时北京各个店铺、富商，都愿意借钱给京官。曾国藩做了13年的京官，欠了2000多两白银的外债，一直到他做到两江总督时才还清。
京官身居中央各部，起码会给各地的地方官办事，提供一些便利，有一些灰色收入（陋规）是很常见的。曾国藩做京官之后，立下了雄心壮志，“学做圣人”，把自己每天的行为记录下来，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地方挑出来，自己改正，并制订修身学习计划，要求自己抵御物质利益的诱惑，因为在中国古代圣人都是“视金钱为粪土”。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标准的清官，有很像贪官的一面，例如他也在官场上请客吃饭，也会送别敬，但他骨子里是个清官，公私分明，“小金库”（灰色收入）的钱都用于公务支出，没有往家里拿过一文。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为了不受官场排挤，只能在外边伪装成一个贪官。他内清外浊，能担当重任，在中年时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晚年时发起了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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