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永远是……对抗的一种形式

法国作家皮埃尔·勒帕普的《爱情小说史》（郑克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被称为世界第一部爱情小说史专著，此说是否确实自然有待考查，但作者在该书最后的“感谢”中说：2006年某次会议，刚在索邦学院研究生班讨论会上论述过小说中的爱情的瑞典作家比昂·拉尔逊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爱情小说史，于是他就给我提出了这本书的主题。”（第349页）其实，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爱情小说史”这个看似与小说史、诗歌史同样正当的概念实际上有着模糊之处。作者在“导论”中没有给出“爱情小说”的定义，只是说“爱情小说”曾如何长期受到文学立法者的贬斥。作者也承认，写到爱情的小说未必就是爱情小说，虽然分界线有时不易划清。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供了关于“爱情小说”的必要条件：“在爱情小说中，爱情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至少对其中一个主角来是这样。它比祖国、比道德、比权力和比灵魂得救更加重要，同样比知识更加重要。”爱情小说家会因此而“受到来自政权、说教者、道德家和学究的压力”（第5页）。在此基础上，勒帕普坚信爱情小说有自己的历史，认为编写一部爱情小说史，“也许是试图确定，在我们这些产生小说的西方国家里，小说家世世代代是怎样构想爱情的……”（第6页）毫无疑问，“爱情小说史”应该在文学研究的殿堂中拥有自己的位置。

勒帕普从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讲起，分析、评述了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为止的八十余部西方著名爱情小说，对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不乏文学史叙事中的微观分析路数；同时，他也有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与识见，力图勾勒出爱情小说发展中的某些历史转折与变化，如他认为直到十二世纪才出现真正集中描写爱情的小说等。但是，如果把它与其他比较严谨和成熟的文学史著述、尤其是通史性质的著作相比，它既有自己的特色，也有由此带来的缺陷。

作者充分展现出作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及书评专栏作家的特色，尤其是富于当代法国式的文论色彩，融汇了很多作者本人对爱情与人生、社会等关系的论述——“他插入许多短句，就像同样多用来阐明和确定不断涌现的感情和思想的光点。”（第180页）勒帕普对司汤达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于他自己。勒帕普借对爱情小说的分析表达自己对爱情的看法，有时有些像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中使用的那种口吻。如基拉尔说：“爱情是性，如此而已，不多不少；爱情的追寻与尊重自然法则和生命力的强大相结合”（第46页），“对另一个人的爱情只是一条通往认识自我和爱自我的道路。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只有一个方向”（第312页）；基拉尔则说：“浪漫主义爱情不是对他者的献身，而是两颗对立的虚荣心之间展开的无情战争。”（第114页）书中也有些关于爱情的描述洋溢着精准而并不滥情的诗意：“隐藏在黑麦地里的爱情是把身体的享受和更广的和谐结合在一起的意象；高高的黑麦隐蔽了情侣，保护他们；秘密的夫妻自然化了：他们属于盛夏和世界的丰沛美的迷人部分。”（第99页）中国读者可能会联想起电影《红高粱》中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

在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爱情是最普遍存在和最难于确定的因素。爱情本身没有真相、没有故事、没有结局，也无所谓成败，有的只是个体的独特体验；正如作者说的，“我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这种无知是所有爱情小说写作的源泉。爱情是那些没有回答的询问之一。”（第337页）无知往往是冲破教条的天然触角。

或许是因为爱情这个主题的特性，也或许是因为作者的法国思想与学术谱系的特征使然，勒帕普的爱情小说书目中，罗兰·巴特的《罗兰·巴特自评》和《爱情话语片断》榜上有名，虽然它们实际上不是小说。他的理由是：“《爱情话语片断》是使人伤心的孤独的展现。也许由此产生不由自主的传奇性：……他60岁，总是经历邂逅的爱情，他感到不再被爱，除了写作的乐趣，不再感到别的乐趣的烦恼。一旦爱情被书写出来，小说的可能性便重新出现了。”（第343页）如果固守传统小说形式，一部爱情小说史必然会失去开放的、多元的视角。

但是毋庸讳言，在历史叙事的逻辑性与历史研究的严谨性方面，该书还有欠缺。必须看到，在勒帕普对某些作品、作家的评述中，有时也会被爱情中的欲望、肉体激情遮蔽了应有的思想探索。比如关于劳伦斯的爱情小说，他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猎场看守人梅勒斯的分析十分精彩，认为“他在粗鲁的外表和肉欲挑逗的展露下，小心地隐藏了非凡的细腻。正是这个在暗地里活动的、梅勒斯的展露，才使两个情人的淫乱变成爱情故事”（第２３０页）。在思想上，他也谈到劳伦斯对哈代的继承与突破，却忽略了劳伦斯受苏格兰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的影响很大。1829年，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发表《时代的征兆》一文，对当时的英国文学和社会批评产生深远影响，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深刻地论述了卡莱尔对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勒帕普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劳伦斯与理智主义进行了一场战斗，把它看作性爱被指定要治愈的一种疾病。”（第229页）的地方，我们应该看到劳伦斯的自觉使命是批判压迫性的工业主义，揭示人在其中所承受的痛苦与异化。当勒帕普认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主题类爱情小说”，“描写占据肉体、使肉体燃起激情，以致融入生命的神秘之中，给以抒情的赞美，将现代主义与令人目眩地返回异教礼仪两者紧密的混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听到劳伦斯自己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械主义的明确批判：“纯粹的机械化或物质主义开始以后，灵魂即自动地装在一根转轴上，生灵万物中最多姿多彩的人类也就沦入一种与共同的机械性相一致之中去了。”（转引自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劳伦斯自觉地从人的整体性与生命活力的角度强调性的意义，他对性欲的赞美和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了恢复男女之间的同情心的自然流动。如果说的确存在爱情的话，它是纯粹的、本真的，爱情永远只是欲望对抗文明化、社会化的形式。

全书最后论述的是安妮·埃尔诺的《简单的爱情》和《消逝》，“没有小说虚构，没有使阅读更加令人愉快、更加动人或更有美学价值的文学装饰。从日记本转到书籍，标志着经历过的激情到这普通的激情和这简单的爱情、紧张的生活片段的过渡”，“这是一些记录下来，供以后爱情故事结束时回忆的事。”（第344页）这可以看作“爱情小说”的开放性发展趋势，“作为结论”，勒帕普说：“历史没有结束。爱情小说史在继续。”“爱情小说将继续探索这个没有需求的世界，那里的男女面对爱的自由和写成故事的自由。”（第347-348页）

是否可以认为，一部爱情小说史某种意义上就是“男女面对爱的自由和写成故事的自由”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爱情小说史也是一部如何以正当欲望对抗社会压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