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95岁的老作家李纳给王增如打电话说，“你们送我的那套《丁玲传》，昨天被邵燕祥借走了，我现在没书看了。”她还说，“你们的《丁玲传》实实在在，材料很多，有根有据，我很爱看，每天看一点，现在眼睛不行了，小刘（阿姨）管着我，不让我多看。”
王增如说，“邵燕祥老师想要看，那套就送给他了，我们另外再送您一套。李向东在旁边冲着话筒说，你的面子大，想要几套给几套！”他爱和李纳老师开玩笑，有一年冬天，李纳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坐着轮椅，阿姨推她出来遛弯，李向东迎面走来，冲着她耳朵大声说：你“像一只大熊猫。李纳答道：那是国宝。”
当晚，王增如和李向东去给她送书。
按李纳老师的话说，她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就是脑子还清楚，一点不糊涂。她上身穿一件红白格子短袖衫，下身穿一条黑白条纹裤子，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
《丁玲传》引起李纳老师一些回忆，她有许多感想要跟作者说说。
她说，当年在延安，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鲁艺的女青年读了，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奔走相告，它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为我们出了一口气。那种感受，现在的青年人理解不了，所以他们也理解不了这篇文章的分量和影响。
李纳谈得较多的是1950年代初期的中央文学研究所，那时她和马烽、康濯、徐光耀、陈登科等一批文学青年，都在那里学习，丁玲是主任。李纳说，“你们的书里说丁玲对青年人要求高，这点我有很深的体会。进北京之前，我在东北写了篇小说《煤》，受到好评。到了文学研究所，我有点着急，想赶快再写一篇，上一篇写了‘煤’，这一次要写‘铁’，我就写了一篇《出路》，同学都说好。”丁玲却在大会上批评说，看得出李纳很着急，但是这篇小说没有什么好，不要乱吹捧，没有扎实的生活，也没有生动的人物，没法和《煤》相比。她看到我红着脸低着头，又说：“李纳，你不要听见表扬就高兴，美滋滋的，听见批评就脸红，不好意思。”
三反五反运动中，李纳的爱人朱丹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任总编辑，被错打为“老虎”，隔离审查。李纳正在上海出差，毫不知情。她回到北京，先去文学研究所，康濯说，“李纳，你家里如果住着不方便，就住到所里来，这里有地方。并告诉她：丁玲要你去一趟。”李纳去了丁玲家，丁玲告诉她：“朱丹是朱丹，你是你，不管朱丹是飞黄腾达还是隔离审查，你都有你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要受朱丹影响。”丁玲跟学员们打了招呼，所里没有一个人歧视李纳。
有一个丁玲很喜欢的学员，在意经济收入。丁玲批评他说：爱钱，还当什么作家！
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译者柳芭来北京，到丁玲家里做客。冯雪峰也来了，李纳坐在客厅里听他们谈话。她记得，雪峰不赞同苏联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嘛！李纳感到，丁玲很尊重雪峰，她跟雪峰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从眼神交流到语言交流，都非常默契。李纳最爱听丁玲聊天，从聊天里学习到很多，她说，“每次从丁玲家里出来，我都感觉很充实，很幸福。”
1957年，作协开大会批判丁玲冯雪峰，冯雪峰哭得很厉害，李纳和林兰坐在一起，她们看见雪峰哭，眼泪也哗哗往下掉。李纳说，冯雪峰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正派，有学问，一身正气。
李纳说，1956年底，丁玲陈明从四川回到北京，那时已经要给“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平反。“罗烽是作家支部书记，周立波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周立波要我代表支部去看看丁玲，说：‘你拉上朱老丹，你们还可以买点礼物。’到了多福巷，丁玲心情很好，她就跟我说在成都看的川剧，彭海清演的《打红台》，她绘声绘色，讲彭海清如何会表演，如何表现复杂的心理，如何刻画人物。丁玲非常会讲话，还带着表情带着动作。送我们出来时，丁玲笑着对我说：‘我是个清谈家，你也是个清谈家，清谈误国啊！’”
话题回到《丁玲传》上，李纳对两位作者说，“你们就是心平气和地讲故事，不胡编乱造，也不用华丽的辞藻，实实在在，我喜欢这样的写法。”她指着护封上面丁玲与胡也频的合影照片说，“这张照片很好，我没见过，胡也频的字写得这样好！”
李纳还要阿姨拿出一本她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送给王增如李向东。她虽然视力很差，但还是拿着一支签字笔，一笔一划地写下“增如 向东留念 李纳 2015年6月24日 喜读《丁玲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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