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影响历史进程的商人

《宁波帮： 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王千马 著；现代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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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具备的某种历史常识，倘若不经自己用心去一探究竟，往往只是一种想象，一种信以为然的“俗话说”。提及中国文化传统类型，国人理所当然认为是“农耕传统”四个字。“耕读传家”四个字，最为喜好国学的人所津津乐道，并每每加以“黄色文明”之号，用以对比重商的“蓝色文明”。但想象归想象，事实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中国人既不缺商业基因，也不缺商业传统。早在上古的商王朝，就是一个以商立国的时代，王国维先生认为，商周之际是中国一大巨变历史时期。这种变化的方向之一，就是商王朝气质里的重商，被周王朝中央一统的重农所替代。

然而，商业来自于人们进行价值交换的本性，也是一种文明形态。如果犹太人可以一手拿着天平一边手持《塔木德经》的话，中国人同样做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论语》的民族。中国文明没有由“黄”转“蓝”，多半是中央王朝专制的杰作，当权力和稳定的代价高于一切，而不计民生成本的话。重农抑商，自然是中央专制王朝不二的选择。

在专制的等级游戏中，士农工商的身份划分，让商人永远定格在贱民等级中。中国人耻于言利，口号式的道德主义，似乎几千年来，国家上下对“资本”的作用，习惯于视而不见。当然，这种“视而不见”，是方便权力所有者的。朝廷善于慷国家之慨、官僚善于慷百姓之慨。慷慨来慷慨去，总是一本糊涂账，把一个王朝玩坏了，以人头为代价重开一局。所以，惹得历史学家黄仁宇感慨万千，这个榆木脑袋民族啥时候会用数目字来管理。

可惜，最精通数目字管理的商人，在中国是贱民，被道义干云天的朝廷视为息肉这样的多余组织。周以代商之后，“商”作为一个失败的群体，失败的事业，被用以命名这个民族最务实的一群人身上。实际上，商人对于历史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诸如陶朱公、子贡、吕不韦都是足以影响时局的大商人，即便是“关山海”这样的管仲政治家，也绝对是经营国家的干练商才。商业思想虽无“商子”出，但同样是百家争鸣中的隐隐然的一大家。

到了汉武帝刘彻手下，告緍令一出，令天下商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自此，商人如同士人一样，成为了王朝权力的附庸，仅仅充当坚持农本的王朝繁荣的利息，连本金都不算。两千多年，状况并没什么大改进。中国人的商业能力不弱，很早就主导了全球化的陶瓷、茶叶、丝绸贸易，但商学的不兴，让中国商人视野有致命的硬伤，被层层叠叠的无知之幕包裹着。获取亿万重利在海外，但从来不关心那些远隔重洋的客户究竟在哪里，是怎样一群人。

这一状况，一直到晚近的中国才发生了变化，青年作家王千马的新作《宁波帮》就全程记录这一对中国商业具有革命式的变化过程。《宁波帮》记录了一群有别于传统商人传统的现代商人，他们从浙东的青山秀水中走出，到宁波的大码头，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中学习、打拼，各自成就一段塑造近代中国面貌的传奇。

说是历史传奇，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提及近代商业传统，一直爆热的，是徽商与晋商。在大众视角里，徽商在王朝里做实业，晋商搞金融，都仰仗着国家的特许经营权利通天下、发家致富。朝廷一边利用着他们以滋利息、一边以倡优蓄之，随时严密监控、加以防范。商人们也保持着“低调的奢华”，时刻掂量着自己算哪根葱，一边讨好官家靠山，一边伺机挖朝廷的墙角。然而，鸦片战争（英国人所谓的“贸易战争”）的爆发，像改变了中国固有的一切那样，改变了中国商人的命运。这种命运大转折的契机，叫做“开埠”。古老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满怀屈辱地打开严防死守的商贸闸门，被迫跟现代进程中的世界进行自由商品交易。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样的战败之中叫屈的，因地势之利，较早开埠的宁波商人便在新潮流下脱颖而出，依靠着累代相传的宁波式商才及勤奋耐苦，打造出一支名为“宁波帮”的商业舰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翻江倒海，显示出现代资本和现代商人的力量。王千马的写作，大致就是依照这个商帮历史的照影，勾勒出这个商人群体在中国晚近历史里的重大作用。

就宁波帮的兴起，简直一点不需要用什么高大上的术语来加以解释，也不需要用太多的历史背景知识来佐证。王千马只要用一支忠实而有趣的笔翔实地记录那一个一个宁波人的成长轨迹，就可以勾勒出这群人的成功之道。从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严修……随着越走向现代，这一群宁波人越发简单直接，接近现代商业精神的本质，接近全球一体化经济潮流所呼唤的普世价值。

他们中不少，大多出身坚持儒家信条的底层家庭，带着求生计的原始心态，到上海滩白手起家，从底层的小伙计、小学徒干起，两眼茫茫然一片之中，靠着自身的良好品行和悟性摸爬滚打，在生活中学商业，积累对外贸易的门道。只是与晋徽的传统商人不一样，他们不依赖雷履泰式的算计、也不依赖胡雪岩式的黑幕。他们的心态更为开放，操着“洋泾浜外语”跟外国人打交道，老老实实融合东方传统的礼教与西方契约精神。

讲述这些宁波商人的故事，往往没有“隔”的感觉。因为这些故事除了时代背景不一样，其核心因素可以放在当代中国诸如马云、李彦宏、雷军这样的商人身上，也可以放置在诸如西门子、福特、洛克菲勒、老摩根、涩泽荣一、乔布斯这样的东西方商人身上。翻看美国的商业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的自我奋斗的故事，并不因为国度和地域的不同而相差甚远。因为他们成功的前提条件，都是货真价实的“自我”奋斗，后续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不外是锦上添花的结果。

我们依照教科书学历史，总绕不过诸如蒋介石这样的“革命青年”起家，在于所谓的“江浙财阀”的支持。“江浙财阀”是个极其空洞的词汇，落实在历史的现场当中，就是这股旧商业生长出的新力量“宁波帮”。他们的确开启了，政治大佬与现代财团之间分分合合的新型政商关系，不是依附，而是平等，不是拜帖，而是契约。

王千马忠诚地记录了这些一百多年前中国宁波商人们的创业和发展故事，讲述了他们对现代商业体系西学东渐。这一波起点都不算高，但头脑都特别清晰的宁波商人，可以都说是一群正儿八经的现代生意人，在官修的现代史上声誉极不好，跟“买办”这个标签紧紧的贴在一起。在名教主义的中国人看来，多年来，帮助外国人做商业的，发洋财，多半是“汉奸”之流。这种半边性的道德说辞，在逻辑上很成问题，因为随着宁波帮兴起的，还有中国商人与外商争利的自由竞争。

宁波帮的诸位大商人都是传统中国体制格局里的边缘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家境贫寒，读书无门。因为边缘，所以才去做所谓“正统”不以为然的洋务。可是这一波人虽起身于“买办”，但最终都雄心勃勃地做着“卖办”的事业，为中国人的利益在与国外资本打商战，而且斗得你死我活。不听其言，也不观其行，擅行褒贬，倘若不是妒忌心在作怪，只能说中国人实在太为难自己人了。王千马的写作，未必意在为历史正名，但至少把我们的意识能调回到“常识”的状态。

在晚近中国历史上，随着这一批商人诞生的，不仅仅有现代商业精神，还较早地具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他们所结成的现代商会，不仅仅是同乡会，还是公民组织，他们更多使用公权力，而不是依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他们要对付的是西方殖民者，满清朝廷，还是革命军阀。与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打交道，宁波帮商人拿出了亘古未见的独立性，甚至是决定性，他们以资本为依托，以现代商业体系为后盾，结成了非常强干的一股有实无名的“商业党”，与红顶平起坐，左右着暴力权力的摆动方向。

在讲述宁波帮商人们的故事同时，作者不惜重笔墨地讲述了一整个晚近中国历史的故事，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一直讲述到辛亥革命的尘埃落定：洋务，租界，平叛，维新，变法，甲午，庚子，立宪，保路，革命……一环一环，环环相扣，作者都细致地把历史的前因后果，用非常好的大散文笔法娓娓道来。这在无意间，彰显了全书的文学价值——或许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好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宁波帮的沉浮故事好看，而宁波帮背后那出历史转折的大戏更加精彩。倘若不是历史的衬托，踩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节拍起舞，宁波帮再有能耐，不过是现代商业演化史一出正剧的前戏。正因为有着晚近中国的纷繁多态的历史大戏，才有这一群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自立自足的商人群体。他们在短暂的乱世缝隙中的精彩表现，让人始终对中国商业的前途充满信心。

其实，宁波帮能搅动近代中国因素很简单，那就是现代资本开始和传统权力分庭抗礼了。在这种新与旧的交替中，历史新元素的加入，使得历史变得格外眼花缭乱，分外的好看。作者有条不紊的叙事，对历史还原的非常好。越是靠近的历史，用以佐证的资料就越翔实，似乎越容不得那种大话式的写作。中文系出身的作者把全书处理得特别好看，就我个人阅读观感而言，与其把它当做正儿八经的商业史来读，不如当成一篇很有文采的长篇历史散文来看。或许，换成这样的视角，读者能比在求知心态下，从本书中获得更多生动有趣的启发。

新旧交替，往往比我们感受上要复杂得多。我们个体的感受，每一天，所有事，都貌似新鲜的，但历史的诡秘在于，它乐意不断搬演已有过的一切。当代有当代的徽商与晋商，当国家意欲“官山海”、意欲“取利于民而不知”时，他们就站在权力的风口上，呼风唤雨，一夜暴富。当代也有当代的宁波商人，他们从小本买卖起家，靠自己的勤勉与创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相比较于能说会道的王健林、任志强等大咖，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当他们再度说话的时候，必定是新一轮历史变易的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