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性休闲”是如何发生的

《自由及其幻象——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陈占彪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第一版，86.00元  

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的消费性休闲”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发生，并日益扩大的新的日常生活现象。可是，这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发展而来却鲜有深入的研究和解释。最近商务印书馆新出的陈占彪博士的新著《自由及其幻象——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一书，正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又是怎样推动着中国的“消费性休闲”的发展和壮大。

“消费性休闲”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在不得不强调“消费”的“发展主义”背景下，“消费”这个原本只是休闲的“非必要条件”之一，如今越来越成为获得休闲的“惟一前提”，随之而来的是，消费性休闲逐渐指代了所有的休闲形式，与此同时，休闲的方式、意义与功能都被“窄化”和“异化”。

这本书的主要思路是首先论述建国以来人们对休闲/劳动的认识及其这一认识的变化。探讨了1978年前后人们对休闲和劳动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展示了从“为了劳动而休闲”到“为了休闲而劳动”的观念转变。其次着重分析“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概而言之，有四个因素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着消费性休闲的发生和发展。（1）当代“城市工作中心主义”制造了休闲的需求；（2）当代城市休闲空间的匮乏为消费性休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3）政府的休闲政策诱导着人们进行消费性休闲；（4）休闲产品提供方具体落实着“休闲消费”。于是，这四方面的内容就转化成四个问题：（1）城市人为什么需要休闲？（2）在城市里我们有充足的休闲空间吗？（3）政府是如何诱导和促进消费性休闲的？（4）休闲消费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最后，本书对“消费性休闲”及其产生“消费性休闲”的当代社会作一反思。

在“‘城市工作中心主义’与休闲生产”部分中，主要探讨了城市“工作”的“忙碌”和“单调”的基本特征和深层原因，以其城市工作状态与休闲生产的关系。今天城市人面临着“工作忙”的问题。忙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时间则是城市的产物，“时间就是金钱”决定了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一定会对时间作最充分的、最大限度的利用，这就带来我们所说的“城市工作中心主义”。除了“工作忙”，城市人还面临着“工作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城市工作的“精神性”的丧失。一方面，在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不得不将工作视为谋生手段使得“工作以外”的“职业神圣感”得以丧失，另一方面，在更高效率和更大利益的追求下，“分工”使得“工作本身”的“劳动创造性”得以丧失。正是城市工作之“忙碌”与“单调”使得城市休闲变得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这是休闲产生的城市日常生活基础。

在“都市休闲空间分析”部分中，主要探讨了资本与权力的夹逼下的城市休闲空间的匮乏，正是这种休闲空间的匮乏客观上将人们驱赶到“消费性休闲”的路子上。经过田野调查和分析，作者指出当代城市普遍存在着休闲空间匮乏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休闲空间为“城市化”所“抹除”；休闲空间为“特权者”所“圈占”；休闲空间为“公家人”所“出卖”。正是在“唯利是图的资本”和“损公肥私的权力”的双重夹击下，城市休闲空间被挤兑、被独占、被出卖。要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城市必要的休闲空间，一方面要放弃“利益最大化”的“算盘思维”，一方面要破除“权为我所用，利为我所谋”的“权力意识”。

在“观念诱导、时间创设和文化造景”部分中，主要探讨了政府是如何在休闲观念上，休闲时间上，休闲场所上“三管齐下”推动消费性休闲的。

观念是消费性休闲的内在驱动，也是民众进行消费性休闲的第一步。没有主动自觉的消费性休闲的观念来驱动，消费性休闲将无从发生。需要扭转的驱动消费性休闲的内在观念有二：一，对从业者来说，要有服务意识；二，对消费者来说，要有享受意识。有了主动的内在休闲的要求，还要给消费性休闲腾挪出休闲的时间。中国假期制度的历次调整，特别是1999年以来休假制度的调整，无不是着眼于为旅游消费腾挪出更多的必要时间。有了旅游的需求和时间，还得有旅游的资源。虽说中国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厚的历史人文使得中国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这还不够，梳理和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将这些纸面上的、传说中的文化“外化”为具有消费功能的旅游场所，甚至不惜歪曲夸张、牵强附会，这就是在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造景运动”。

在“旅游消费是如何发生的”部分中，著者通过访谈，问卷，亲身体验等方法，探讨了在旅游消费者“想方设法地捂钱包”的情况下，旅游经营方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掏钱包”的。为了探讨旅游消费的发生和进行，作者将将旅游消费划分为“必要消费”和“额外消费”两部分。“必要消费”是指保障旅游各个环节得以进行和完成的“最低消费”。“额外消费”是指游客受到外界因素（导游、景区等）的影响、刺激、诱导，甚至强迫，自主地，更多的是不由自主地发生的“诱导性的计划外消费”。把旅游消费分为必要消费和额外消费是为了更清晰地揭示“旅游消费是如何发生（被推动）”的秘密所在。中国旅游的“特色”和“重头戏”正在于“额外消费”。今天的额外消费很大程度上是转移到额外消费中的必要消费，以“购物”为核心的额外消费才是中国旅游消费的重头戏。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导游与游客经常发生冲突的旅游怪象必然产生的原因。

在该书最后，作者对“消费性休闲”中的“休闲禁锢”和“发展主义”进行了反思。作者指出，如果说“统制”是工作最核心的特征的话，那么“自由”则是现代休闲最核心的特征。可是，以“自由支配”来衡量今天的消费性休闲/旅游，无论是旅游时间上，还是行程安排上，还是景点导览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其束缚性并不亚于工作的休闲，这与休闲的自由的本质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今天，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当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工作的牢笼”里挣脱了出来，却一不小心又踏进了“休闲的牢笼”。“消费”是“消费性休闲”的核心。对消费的反思最终会归结到对“发展”的反思上来。作者认为，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从“为了生存而发展”阶段发展到“为了发展而发展”，或者说“不得不为了发展而发展”的阶段。我们不光要从“聚精会神谋发展”提升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到“节制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不仅要“多快”，而且要“好”，而且要“省”。“多快好省”的发展才是今天中国的科学的发展观。

对当代城市“消费性休闲”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以此一研究为切口，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如城市生活方式、发展、金钱价值观、权力意识等）的相关面向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也是人文学者通过文化研究来观察和分析、理解和介入当代中国现实的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