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曲终人在》不是官场小说，是人生小说

周大新

《曲终人在》，周大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32.00元  

这本书不是人们原来印象中的那种官场小说，读者在这本书里应该是学不到什么当官之道的。我是在写一个官员的一生，要说给《曲终人在》归类，也是“人生小说”。我想写人性、探索人性，只不过把这个人物放在官场罢了。

“假若有一天人们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这是军旅作家周大新在其长篇小说新作《曲终人在》“创作谈”中的一句话，而这样的诘问或者说扪心反思隐隐贯穿于这部将近三十万字的作品中，也如影随形般围绕在书中那些官场上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的内心。

军旅生涯四十余载的周大新写了三十多年小说，他接触过不少军队和地方的官员，有些还成为朋友，但他极少在作品中触及这个领域。他那些以乡土、军事或者城市为题材的作品中偶尔也会写到某个官员角色，大多浅浅带过。对于写作官场题材的小说，他颇多顾虑。2012年，承载着周大新失独之痛的长篇小说《安魂》出版，人过花甲的他对于人生和写作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酝酿着创作一部直指现实、反映官场人生的作品。随着近年来中国官方反腐重拳出击，特别是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发，促使身为总后专业作家的他下决心动笔。

与以往写作不同，周大新在《曲终人在》中尝试了一种“虚拟纪实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已故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之妻常小韫邀周姓作家采写《欧阳万彤传》为线索，通过传主生前的亲人、朋友、同事等二十几位讲述者（身份包括官员、大学教授、司机、农妇、演员、企业家和杂志主编等）的讲述——讲述视角、语言风格、对传主的评价各异，串联起这位政界人物的官场人生。这些回忆并未回避时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场的某些弊病，而作者所塑造的欧阳万彤这一角色的为人为官之道尽显一位“好官”的正面形象。刚结束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拉美三国行的周大新日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谈到这部长篇新作，他表示已得到若干政界读者朋友的反馈，认为这部作品对官员工作和生活的描写还算到位，对官场的问题不尽是谴责，也有理解。

读书报：你在军队这么多年，其实有机会接触不少政界人物，但始终没怎么去写他们。你在关于这本书的创作谈中说这是有意储存的写作资源，迟迟没有耕种的原因，“一是我自己没有想好种什么、怎么种；二是外部气候环境也不是很适宜”，现在《曲终人在》已出版，说说对如今外部环境有怎样的理解？

周大新：现在的中国对官场的认识更全面，大家也有更宽松的表达空间。我在《第二十幕》中曾写及一些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当时就有相关部门通过出版社和我联系，希望我今后别这么写，以免让读者联想。现在中央对反腐有决心和行动，很多腐败的高官被抓，所谓禁忌也就不成立了。新闻界对有些官员的腐败有很多报道，这也是个信号，文学的表达空间也变大了。

虽然题材是无限的，但能让一个作家激动的写作资源肯定是有限的。我写完《安魂》之后就开始构思《曲终人在》，那时觉得接下来的写作，特别可写的就剩下这个题材了。刚好那时总后出了几个案子，特别是谷俊山的案子给我的触动比较大。他就和我生活在一个总后大院，又是河南人，他的案子让我很意外。这样的人是怎样登上高位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官员？这些思考让我觉得要是再不动笔就太遗憾了。

读书报：《曲终人在》没有前言后记，开篇就是一则以“亲们！”开头的“致网友”，这有别于你既往写作的语言风格。

周大新：这则“致网友”是我在写这个长篇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只是觉得这个长篇的题材（官场腐败）有些敏感，也许不一定能出版，可能就是在网上发一下。后来还不错，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又出了单行本。

读书报：你成名多年，又是军旅作家，应该有写作题材和表达空间上的分寸感的。最终我们见到的《曲终人在》和初稿相比改动大吗？

周大新：没什么改动。写作的时候我就想着如何既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又能被读者接受，毕竟这类涉及官场题材的小说，很多写得已经让人倒胃口了。大家读这类小说往往有猎奇心理，无非要看看黑幕。

读书报：网上有评论说《曲终人在》是周大新写的官场小说，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周大新：这不是人们原来印象中的那种官场小说，读者在这本书里应该是学不到什么当官之道的。我是在写一个官员的一生，要说给《曲终人在》归类，也是“人生小说”。我想写人性、探索人性，只不过把这个人物放在官场罢了。

读书报：这种众多人物、多角度口述采访实录的“虚拟纪实”叙事方式也是你在写作上的新尝试吧？

周大新：前面说了，我觉得从外部环境上，这个题材可以写了，但怎么写才能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呢？其实我接触过很多的地方官员，有些也是我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听到他们的某种炫耀，也会听他们诉说心里的苦闷。我是军人，人家会觉得，你一个军人怎么知道地方行政机关的种种运行，你去写一位省长，大部分内容肯定是编造的。在此之前，很多官场小说就遭遇到读者的这种质问。而有这种疑问的读者在阅读时是不能投入的。所以我想，从叙事方式上要先打消读者的这种心理障碍，这样他们才能在阅读时进入到我设计的情境中。

读书报：叙事方式确定了，接下来的写作就容易了？

周大新：对，对。这个方式也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我一直在想用哪种叙述角度，读者接受起来更容易，试了好几种叙述样式都不理想。对我来说，写作中最难的莫过于怎么来讲这个故事。每次开始写长篇时，确定叙事方式的过程都是最痛苦的。要讲好《曲终人在》的故事确实有不少难处，我确实不能说自己对一位省长的真实内心和工作生活状态非常熟悉，即使他给我诉说一些他的情况，也不会让我窥视他的内心，总归还是有距离的。这种距离是我写作的短板，而只有这种“拟纪实”的叙述方法能避免我的短处，也消除掉读者的一些不信任感。不过，这种叙事也有“坏处”，那就是缺乏文字上的诗意。在我以前的很多小说中，我是很注意语言的诗意的，可是《曲终人在》的叙述视角不是“我”，诗意也没办法融进去。这种叙事的好处，前面我说了，但坏处，就是缺乏诗意。而在我以前的很多小说中，是有语言的诗意的，但《曲终人在》的叙述视角不是“我”，我没办法融进诗意。

读书报：书中“接受采访”的人物很多，每个人的身份、语言风格、讲述角度都不同，你这么写挺过瘾吧？

周大新：是挺过瘾的，我是借这些人之口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我都六十开外了，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不过，写长篇小说是体力活，现在要我写个二三十万字，自己都害怕。过去我都是手写，一个长篇要写两三稿，现在用电脑写还好一些。

读书报：你在创作谈中提到，《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这个人物承载了你对中国政界的全部理想，而书中的欧阳万彤无论对权力还是对金钱和女色都相当清醒，塑造这样的人物不担心读者将之视为“高大全”吗？

周大新：倒是没有这个担心，因为是我赋予了这个人物理想化的东西。到了我这个年纪，写的东西都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好一些。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要重建的话损失和代价太大，只能渐变，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些，那我就用写作来推动这种渐变吧。你要问我，真地会有这样一位省长吗，我也无法回答。但我相信，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还是有一些人充当着国家的脊梁的。生活中，我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好官。

读书报：你是如何确定这些人的出场顺序的？为什么故事从欧阳万彤的妻子常小韫开始，也是到她结束？欧阳万彤的前妻林蔷薇怎么出场那么晚？

周大新：这些都是我有意设置的。让常小韫先出场是因为是她想要找人给欧阳万彤写一本传记，作为一个叙述者，用她开头比较顺利。至于后面那些人物的出场顺序，我是希望这些人的叙述既能各自独立，也彼此勾连，让大家有阅读兴趣。不同身份的人物，他们的讲述也有不同，这样不至于让读者读到某个人物的讲述读不下去。让林蔷薇那么晚出场，是为了把全书的悬念往后留一留，毕竟她知道很多事。我想不要读者太早地知道全部，这样可以留一些阅读期待。

读书报：近年来，从余华的《第七天》到阎连科的《炸裂志》再到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中国当代作家的很多作品都越来越紧密地跟现实问题与社会事件关联，你在《曲终人在》中也写到了不少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与重要事件，面对如今中国社会的飞速变化和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与荒诞，文学的表现空间与功能是否受到某种挤压？

周大新：说到故事，文学中虚构的情节往往没有现实中发生的精彩，从这一点上，我确实能够感觉到作家创作的空间是被新闻挤压得变小了。但多真实发生的事，经由记者之笔写出来之后，要比很多小说精彩。

不过，文学的功能肯定不是仅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要光靠讲故事或者传达信息是无法得到读者的喜欢的。文学还得通过叙事来传达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要比新闻媒体或者说自媒体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文学还有个提供阅读审美的功能，要给读者美的享受，而这些往往是新闻做不到的。所以，今天的文学写作应该逐渐回归这些文学的本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