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传》：成于史料，败于温情

《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作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不可逾越的人物，丁玲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以文学成就而论，其早期女性意识强烈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后期部分一任天性的写作，都显示出独特的个人印记。而其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又是研究革命时期文学作品时无法回避的标本。在思想史上，丁玲的重要性更是难以取代：延安时期因为随笔《三八节有感》，小说《在医院中》与王实味一起受到批判；1955年因为“丁陈反革命集团案”留下所谓“历史问题”蒙冤受屈；上世纪70年代末重返文坛后又由右转左……凡此种种，都使得丁玲研究持续不衰，有关丁玲的话题络绎不绝。

周扬为什么“卡”丁玲

尽管男女之情在丁玲的人生中颇为丰富，而且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丁玲真正称得上波澜壮阔且曲折坎坷的一生而言，革命与文学才是主旋律。从参加革命，到1986年去世，丁玲都以一个忠实的革命者自居，并且对于自己在革命中遭受的磨难虽九死而不悔。自延安时期之后，她以笔为旗，忠实贯彻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创作出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并在晚年以前辈作家的身份一以贯之且指点江山，引发了广泛争议。

在丁玲的一生里，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丁陈反革命集团案”，以及所谓的“历史问题”深深影响了其人生最后的30年。也为其最终形象的定格留下了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印象，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以索解的谜底。

作为丁玲最后的秘书，《丁玲传》作者之一王增如在史料的掌握上显然有着其他人难比的优势。此前，她已经与丈夫李向东合作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并有专著《无奈的涅槃——— 丁玲最后的日子》面世。较之其他的丁玲传记，李向东、王增如的写作透露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例如，书中披露江青促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即是一例。

对于丁玲本人而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谓其当时最为重要的创作。这部作品动笔于1946年11月初，1947年9月完成，丈夫陈明和其他人帮忙誊抄复写。这部作品，指导思想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书稿尚未完成，丁玲即将书稿给周扬，希望这位文艺理论家，掌管华北解放区出版大权的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能提些意见。10月初，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到彭真在发言中不点名批评她有“地富”思想，而丁玲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对此，丁玲很生气，觉得周扬以一种既不坦诚又不友好的态度对待她的小说。有意见不当面讲，反而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扩散。1948年5月，丁玲从周扬下属柯仲平处获悉，周扬说这书不能出版。6月，丁玲在建屏西柏坡与胡乔木、江青都谈到了自己的小说，她还在6月19日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周扬1955年曾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对丁玲说，“你到建屏去告了我很多状！”)。艾思奇、萧三和江青都看过小说，并在1948年7月向中宣部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都表示同意之后，周扬仍不肯出版。江青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评价甚高。8月，这本书在东北局出版。

据陈为人著作《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中黎辛的回忆，延安时期的周扬和丁玲之间不算和睦。从文学影响说，丁玲更大；从党内地位说，周扬更高。1979年，复出之后的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访问时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众所周知，丁玲因为杂文《三八节有感》，小说《在医院中》而受到批判，只因毛泽东保护才得以过关。1951年春天，周扬开绿灯的电影《武训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兼任的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一职，在胡乔木的提议下由丁玲担任。1954年12月，以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丁玲受到了爱伦堡等苏联人的礼遇，而周扬却受到了冷落。次年，周扬就在“丁陈反革命集团案”中将丁玲打落马下。

以《丁玲传》披露的事实来看，周扬卡着不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两人真正结怨且不可化解的开始。江青以其特殊身份阅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促成其出版，可谓丁玲与周扬纠葛中的一道分水岭。显然，最后仍以丁玲冲破周扬的刻意刁难而告终。而丁玲在著作不能出版的情况下，越过周扬直接联系上级得偿所愿，这势必导致周扬的忌恨。而后来的事件，更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纷争。

而《丁玲传》也对周扬卡着不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原因之一，就是周扬作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更欣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周扬1946年7月在张家口丁玲主编的《长城》创刊号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并在8月26号延安的《解放日报》转载，并称其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由于他的因素以及郭沫若、茅盾的推介，赵树理在国统区名声大震。1947年7月下旬，晋冀鲁豫边区召开文艺座谈会，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的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称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事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在此前后，解放区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李向东、王增如据此分析，“以周扬的眼光，一定能认识到这部小说在反映土改的广度与深度上的巨大价值……他以赵为标准衡量丁，只能‘扬赵抑丁’。”

从常情推测，丁玲是作家，周扬是领导文艺的官员，两人之间并不存在文学作品上的竞争关系。但是，一旦不同风格的丁玲作品产生影响，超过周扬树立的标兵，这无疑是周扬所不愿见到的。正因为如此，周扬卡着不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有了充分的理由。然而，就丁玲而言，自己倾心创作的作品被主管领导刁难，无论如何对自己不公平，于是越过周扬直接找更高层领导。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

解放初期并未冷淡沈从文

同样具有解释力的还有1949年解放之后丁玲对沈从文的态度。李辉《沈从文与丁玲》、傅国涌《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中都提到沈从文1949年3月28日自杀的事件。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显示，此时的丁玲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对于国统区知识分子态度傲慢。此前，因为郭沫若在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中，将沈从文归为“粉红色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压力巨大。刘祖春《忧伤的遐思》一文称，1949年3月上旬的一天，沈从文到北池子找到老朋友丁玲，希望得到帮助，丁玲态度冷淡。

而《丁玲传》显示，丁玲1949年3月尚在沈阳。6月8日抵达北平，6月10日就去看望沈从文，半月后又约了何其芳再次看望。书中引用了学者解志熙的研究成果，称沈从文曾与小姨子有过一段暧昧关系，导致家庭出现感情危机，张兆和要离家，她最好的朋友卞之琳也对他责难。1949年8月，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张兆和5月10日进华北大学，沈从文担心学习结束后她会弃他而去。冬天，张兆和被分配到北师大附中做语文教员。

《丁玲传》进一步陈述，1950年4月，沈从文到华北人民大学学习，9月去颐和园云松巢看望丁玲。第二年秋天，他把自己的学习总结交给丁玲，作为自己的公开表态在报纸发表。这篇文章名为《我的学习》，发表在11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沈从文去四川土改前，曾向丁玲征询注意事项。丁玲在1950年11月为《胡也频全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中，回忆了沈从文和他们曾经的友谊。1952年11月，沈从文将小说《老同学》寄给丁玲，并向丁玲借钱，丁玲立刻让人把钱送去。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遇到困难，请丁玲帮助，并希望见丁玲一面。此时，中国作协已经开过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党组扩大会，丁玲不便会见沈从文，次日就写信给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秘书长严文井，并把沈从文的信转给他们处理。

但是，《丁玲传》无法解释另一个问题，即便1949年后，两人仍有交往，但这种交往是属于朋友间的相互关爱，还是熟人找来无法推脱的人际应对？两人的交往是平等的相互尊重，还是一方颐指气使，一方因失势而不得不有所攀附。这些疑问，仍需一一辨析。对于晚年的丁玲暗箭伤人，两次撰文攻击沈从文，《丁玲传》将其行文放到了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做了解读。

丁玲1980年在《诗刊》第三期发表《也频与革命》，在1981年第一期《文汇增刊》发表《胡也频》，两次不点名攻击沈从文。根据李辉的研究，丁玲明知道此举对沈从文“不人道”，但她仍然这样做了。对此，《丁玲传》的解释是，当时，丁玲正在谋求彻底的平反，而周扬等人死死抓住“历史问题”不放。一对日本汉学家拿来的沈从文旧作《记丁玲》、《记丁玲续集》，恰恰关涉曾经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而此人正是丁玲“历史问题”的关键人物。另外，沈从文在旧作对于胡也频和丁玲从事革命活动居高临下的视角，也让此时的丁玲怒不可遏。于是，丁玲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沈从文身上。

在我看来，此事还可做另外的解释：此时的丁玲，对于掌权的周扬及其宗派不敢直接发难，于是借攻击沈从文表达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此举纵“不人道”，但从利害关系而言却有很大的合理性：沈从文无权无势，丁玲即便伤害了他，无非只是宣告几十年友谊的结束。相对于自己近30多年遭受的冤屈，这一代价无足轻重。

此外，《丁玲传》中披露的一些历史细节颇耐人寻味。例如，1944年6月初，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延安。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与丁玲有一段对话(322页)。

问：听你们说，这里是没有检查制度的，而你们最近的作品又如此之少，这种情形，我觉得很难解释。

答：最初你们查问延安有没有检查制度，我就觉得十分惊异。因为我到延安以来，一向没有这种经验，一经问起，反觉奇怪。至于作品的稀少，是因为多数作家埋头学习的缘故，并不是受了什么限制的结果。

问：我相信，在形式上你们是不受检查的，事实上在延安谈检查制度是无意义之事，因为你们只有一家报纸，出版机关也只有一家解放社，你们的稿子只能向一个地方送。那么，解放社和《解放日报》的主编就可以全权处理你们的稿子了。

答：依我的经验说，编者不等于检查官，我们现在虽然只有一家报，但如果愿意办刊物，是可以不受限制的，只要有兴致，用不着什么手续。

史料选择为尊者讳

尽管《丁玲传》是作者多年的结晶且史料丰富(例如，首次披露了一些录音整理资料)。但是，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与偏向性，颇有为尊者讳的意味。

比如，根据沈从文晚年学生王亚蓉的回忆，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公开演讲听众甚多，丁玲写了两篇文章攻击沈从文不算，还在公开演讲时如此为沈从文“定性”，这一事实可为沈从文、丁玲关系破裂的重要研究资料，《丁玲传》中一字未提。

从1979年丁玲复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与丁玲保持着很好关系的杨桂欣，是她晚年身边的人之一。杨桂欣在《“我丁玲就是丁玲”》、《毛泽东与丁玲关系始末》等文章中曾谈到，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江青曾向丁玲传达毛泽东的邀请，请她去中南海吃午饭。此时，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职。当天吃完午饭后，毛泽东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和丁玲聊天。毛泽东问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丁：“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学者徐庆全曾出版研究“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案”的专著，他引用黎辛、康濯的回忆考证，此事应该属实。但是，丁玲去世以后，其丈夫陈明作为“改家”，为维护丁玲的完美形象，修改了很多有关丁玲的史料。

与周扬的恩怨，导致丁玲近30年吃尽了苦头。不难看出，这一史料属于两人相争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它说明丁玲在最高领导面前“告了周扬一状”。这一史料，既有丁玲身边人的记录文章，又有两人的佐证，可见值得信赖。然而，《丁玲传》中却并未使用。

除了史料选择的为尊者讳之外，《丁玲传》还有意说明，丁玲晚年的思想并不“因循守旧”。书中引用的事实是，白桦的《苦恋》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后，黄钢在《时代的报告》出版增刊发表《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丁玲反对黄钢“打棍子”的批评方式。但是，这完全不足以说明丁玲的思想当时在与时俱进。书中相反的例子却是，“文革”刚刚过去“伤痕文学”吹响了反思“文革”，呼吁思想解放的号角，其作用极其巨大，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丁玲却对此旧调重弹，继续声称“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她主张作品“不要写得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灰心丧气，不要把整个社会写成一团漆黑，毫无希望，令人丧失斗志，而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丁玲自己这么说当然没有问题，而事实却是，她以此为标准，公开批评了很多同辈及后辈作家的作品，在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与滞后。在这一点上，《丁玲传》的辩护显得苍白而笨拙。

传记的写作需要对传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将其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和观察。过多的温情和敬意，甚至在史料选择上的偏向无疑将损害其客观性。一部优秀的传记，不仅可以描绘出传主丰富的经历，感情和鲜明的个性，更能够使读者借助人物的经历而认识历史的复杂。遗憾的是，《丁玲传》并没有做到这些，且明显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史识。但是，本书提供的史料，却不失为丁玲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