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曾紧密配合

历史：《民国清流》 　　作者：汪兆骞 　　出版：现代出版社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他刚刚完成了小说《狂人日记》，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研究胡适与鲁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习《国民公敌》主人公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爱真理胜过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础。

在人道主义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肯定和补充。胡适与鲁迅在《狂人日记》和《易卜生主义》合作之后的一个月，两人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

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胡适最先响应，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上，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其赞扬了《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贺的事。”胡适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这个缺口，可望导致整个封建理论体系的崩溃。胡适又敏感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个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夫守节和殉葬的风俗。”

鲁迅立刻声援了胡适，他在下期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准则，呼吁：“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两次非常默契地联合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