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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映日月美留人间

——印象王光美

1.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2006年金秋10月明媚的一天,王光美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仿佛看见,她披着金色的阳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驾鹤西去了。

早在1983年11月,我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名工作人员,随同她去湖南、江西,参加刘少奇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我又多次随同她外出,平时在北京也经常见面。这中间,我多次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回忆和少奇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1998年中央电视台摄制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作为总撰稿,又对她作了系统采访。当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王光美访谈录》(即《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于2006年初公开出版的时候,社会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报道。《新华文摘》总编辑张耀铭先生在安排转载的同时,特地给我来信,称赞《王光美访谈录》“颇为大气,内容丰富;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我想,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反映,不仅因为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感人故事的真实的王光美。

《王光美访谈录》刚出版的时候,光美的身体还不错。她高兴地亲笔签名将书送给一些亲友,其中特别为我签了一部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半年多,她娓娓而谈的亲切面容还在眼前,人却与世长辞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就在她去世十天前,我去北京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但脸色安详,没有痛苦表情。这使我不免存有一线希望,期待能出现化险为夷的奇迹,就像她曾经度过的许多磨难一样。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令人非常欣慰的是,党和人民给予光美很高的评价。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前来悼念。无论是设在医院的灵堂,还是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现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的老人作最后的送别。熙熙攘攘的吊唁人群,重重叠叠的花篮花圈,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人们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浏览网络,相关的消息、议论铺天盖地,对光美赞赏有加,好评如潮。在网络舆论如虎口的今天,这样的结果实属难得。

刘少奇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最大的痛苦是被人民误解。”说来也巧,光美晚年从事的事业就叫“幸福工程”。应该说,她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我重新翻阅《王光美访谈录》,回味她所谈的件件往事、幕幕情景,不禁思绪万千。我在想,她身后留给这个世界、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者说,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梳理时空交错、头绪纷繁的图文信息,她的形象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她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这是光美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众所周知,共产党是靠领导穷人闹革命打下红色江山的。革命队伍里大多数人出身贫苦,可王光美不是。她出身的家庭,可谓名门望族,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但她自从加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成为共产党员之后,完全接受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从此矢志不渝,从未动摇。

“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捕入狱,身陷囹圄长达十二年。她向我描述过狱中的情景: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牢房铁门的上方是监视的窗口,下方是递饭的窗口。平时每天就是在床沿上枯坐发呆,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前后左右“四不靠”。伙食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每次给的量没准儿,要么少得不够吃,要么给得特多,又必须吃光。最让人感到受辱的,是大小便也会有眼睛监视着。这对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的女性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挨过这可怕的十二年,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就是那样恶劣的环境和难熬的岁月,她对党和人民的信念始终坚定。面对沉重的打击、天大的委屈,她不低头,不服软。她一直记着她深爱的丈夫刘少奇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光美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就是凭着这种坚韧的信念和意志,她挺过来了。

她是一个爱情忠贞、情谊深长的人

在访谈王光美的过程中,我不时被她对刘少奇的痴情所感动。

光美说,她在遇到少奇之前,虽然不乏追求者,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自从和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光美对丈夫可谓一往情深,忠贞不渝。为了支持少奇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物理、外语方面的专业,一心一意做好少奇的秘书。少奇喜欢吃什么,她也跟着吃什么;少奇习惯夜间工作,她也陪着熬夜,几十年如一日。少奇平常讲话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家里人都听不大懂,只有她心领神会,所以少奇和孩子们谈话还要她翻译。

确实,在光美的观念中,少奇的事业就是她的一切,为少奇工作就是她的全部。少奇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是她时刻牵挂心头的大事。1963年11月,刘少奇要她去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光美对我谈到她当时的心情:“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可事已至此,送她出发的汽车就在门外等着,她只得含着泪,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怕什么偏来什么。一天,光美在乡下突然接到刘少奇卫士长的电话:“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当时她接到电话,脑袋顿时“嗡”的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可是,当地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她一直到傍晚也没有弄到回北京的车辆。听说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她立刻心急火燎地跑到那里,向机场领导请求帮助。机场领导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她送回了北京。

“文革”当中,刘少奇和她受到诬陷迫害。不管社会上怎么说,她坚信丈夫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绝不会是坏人。无论是在造反派面前,还是在批斗会上,她都尽力为丈夫辩护。

1967年8月5日,是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夫妇最凶狠的一次。光美遭到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但当她瞥见另一侧的少奇被挤打得东倒西歪时,对造反派的愤懑和对丈夫的爱怜刹那间一齐涌上心头,她猛然从造反派手中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冲到丈夫身边,紧紧抓住少奇的手,死死不放……

她对少奇的绵绵情谊,到晚年更历久弥深。在她的客厅里、卧室里,一直都挂着少奇的遗像。她对我说:“我的房间里挂着少奇的照片。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她是一个胸怀宽阔、性格开朗的人

王光美确实有着令人着迷的人格魅力。我十分敬佩她的性格:实在、爽快、豁达。每次见面,她总是脸上挂着笑容。每每谈到国家发展的好形势,谈到子女们的出息,或者听到高兴的事、有趣的话,她会很开心地笑,甚至爽朗地大笑。她长期生活在高雅的上流社会,却也饱尝了多年的铁窗生涯,但她能以坦然、宽容的心态面对,从不怨天尤人。

光美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其落差之大,难得有人能和她相比。为了投身革命,她从生活在大城市的“大宅门”,飞行几小时之后骤然到了黄土高坡的窑洞土炕;“四清”运动中,她从警卫森严的中南海,一下子住进农民家里;“文革”开始,她更是从国家主席夫人,莫名其妙地沦为阶下囚。这样巨大的反差,她竟能很快调整心态,尽量适应新的环境,可以说经得起富贵,受得了贫贱。

她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可高可低、荣辱不惊呢?我想,这是由于她生性乐观、坚韧,特别是在她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所以能客观看待历史,积极面对未来,而把个人的恩怨得失抛在一边。

她平反恢复工作后不久的1983年11月,我随她去湖南。在长沙参加完正式活动,她就提出要去韶山。我们都跟随她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她还向我们回忆1961年陪同少奇第一次来参观时的情景,并且高兴地同故居工作人员和参观群众一起合影。随后我们又去了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一路上她很注意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发表意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

回到北京后,她听说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一个人生活比较困难,便带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问寒问暖。她还多方托人关心李讷的婚事。后来李讷结婚,她非常高兴,特意送了礼品。2004年6月,她和儿子刘源、女儿刘亭一起,约请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及其子女,在北京京都信苑饭店聚会。在光美作为两家唯一健在长辈的慈爱光环下,毛、刘两家的后代相见甚欢,亲如一家。其氛围之和谐,令人感动。

目睹中国改革开放的喜人局面,光美赞赏不已。她始终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完全符合少奇的治国理念,是将少奇的遗愿变成了现实。因此,她不顾年迈体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国家发展事业。无论是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还是连续十年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都尽心竭力,以自己的声望和智慧服务社会。她以七十多岁高龄,为“幸福工程”四处奔走,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贫困母亲这一弱势群体,并且拿出年轻时下乡搞土改的劲头,先后到陕西大荔县、福建安溪县、河南三门峡、北京郊区门头沟等地的贫困母亲的家里,给她们送去温暖和帮助。这一切,在她做来是那么的自然、由衷。每次她向我谈到这些,都会露出醉人的笑容。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生活简朴的人

有一个广为传颂的真实故事:1959年的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紧紧握住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淘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少奇的这种平等观念、平民意识,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光美。她早已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在日常交往中,她对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热情相迎,真诚相待。

时传祥的妻子崔秀庭是一位农村妇女,后来从山东老家随儿子迁来北京。光美和她亲如家人,前些年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去看望崔秀庭,还特意在除夕之夜登门和她一起包饺子过年。

从1958年起在刘少奇家带小孩的保姆赵淑君,也是一位农村妇女。少奇平反后,光美立即把赵淑君找了回来,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同她姐妹相称,把她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员。赵阿姨如今仍住在光美卧室斜对面的那个房间里。光美的孩子们继承母亲的传统,像以前一样关心、照顾她。赵阿姨已年过八十,身体各种毛病也多起来了。孩子们为此特意安排小保姆侍候她。

和光美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她身上看不见贵族小姐的影子,看不见国家主席夫人的架子。我在认识她以前,看过刘少奇和她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电影。电影中她的形象雍容华贵,光彩照人,其中有她穿旗袍、戴项链的镜头。我当时便以为生活中的王光美也是这个样子,想象她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其实大错特错。

每次和光美交谈,都非常轻松愉快。她待人谦逊随和,生活简单朴素,彻底颠覆了我原先的想象。二十多年来,我和她经常见面,从没有见过她化妆、戴首饰、穿旗袍。早几年,她的穿着几乎没有变化,总是蓝外套、白衬衣。改革开放以后她的衣服色彩稍多了一些,但也都是很一般的式样、料子,有时穿的还是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她吃东西也很普通、随便,有什么吃什么。有几次在她家谈话正赶上吃饭的时间,她便留我一起吃。一般晚饭是稀饭、包子、烤白薯和小菜,中饭往往是一种类似“东北乱炖”的汤菜和米饭。记得吃得最好的一次,是从外面买回来一只烤鸭。

光美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她外出不爱游山玩水,对于那些亭台楼阁、宫殿庙宇没有什么兴趣。她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农村、学校等等老百姓工作生活的场所。

光美说,她有个怪脾气,就是不喜欢摸钱,对钱的多少没有概念。她辅仁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每次通知她去领薪水,她竟很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低着头拿了就回去交给家里。

她也没有攒过钱。当年,刘少奇的工资四百多元,她一百多元。每月领到工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将几项固定开支付掉:交给卫士组一百元,用来为少奇买香烟、茶叶和一些小日用品;交给厨师一百五十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她母亲一百三十元,由她母亲统一安排家里五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赵淑君阿姨工资三十元;上交少奇、光美两人的党费二十五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四十多元。这些基本开支就去掉四百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在王光美当家的日子里,根本没有积蓄。有几次,报纸和出版社曾给刘少奇发来稿费,但少奇不让留,全部上交了。

光美继承丈夫的做法,前几年出版《刘少奇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所得稿费也全部上交了。不仅如此,她还总想捐钱。她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不久,就把她母亲留下的六件古董拍卖后捐了。以后她又多次捐钱捐物,但她总感到捐得不够,常为自己没有东西捐感到遗憾。一次,女儿刘亭因银行卡挂失在家里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她听到后说:“这个电话是公家配给我的,你打长途应该交费。”女儿见她这么认真,就笑着把身上的五百美元给了她。光美隔天就把这五百美元捐给了“幸福工程”组委会。

“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光美留给我们的,是平凡而光荣、朴实而美好的印象。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她不愧是中国杰出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女性。

责任编辑:An Ju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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