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为乾隆皇帝算算账

《乾隆皇帝的荷包》 赖慧敏 著 中华书局

乾隆帝好大喜功，尤其喜爱宫殿园林，其在位的60年间，大兴土木不断。这在历朝历代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但在乾隆朝却没有明显加重人民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其中的奥妙何在？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赖慧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最近推出简体中文版，在书中，赖慧敏通过扎实的档案研究指出，乾隆不仅是个很有手腕的政治人物，还是个特别擅长敛财供自己挥霍的皇帝。

私房钱攒了八千万两

皇帝的“荷包”，令人直接想到的似乎应该是国库。其实中国的皇权制度中，皇帝的个人用度与国家财政分离是很早的，中国历史上从汉代以来就确立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割的原则，田赋归国库，山海、盐铁之利归皇室财政、皇帝私人掌控。此后的历代中央王朝也基本延续了皇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分离的制度。赖慧敏在书中引述经济史学家汤象龙教授的话“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说，在君主制达到顶峰的乾隆时期，皇室财政、皇室开支更是“秘密”。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顺治、康熙时期已经确定了定额化原则的国家财政体制，康熙皇帝的“永不加赋”也一直作为祖训延续下来，直到太平天国战前，国家财政都以尽量不增加用度为总体原则。按理，清帝国应该秉持着相当“节俭”的财政原则，乾隆皇帝也经常这样自我标榜。但是，如果考虑到有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在户部控制之外，这一“节俭”的形象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赖慧敏教授的新书《乾隆皇帝的荷包》正是直击这个隐秘之处。著名清史专家郭松义说，谈财政离不开具体数据，清代官书如《会典》等，虽可用作凭据，但若要查历年细目，非得依仗内务府档案。为了详细揭示乾隆皇帝“私房钱”的秘密，赖慧敏潜心于有关档案史册长达十余年，还借机实地考察北京、承德、山西五台山、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乃至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寺庙及有关册籍，她根据严实的史料统计出乾隆皇帝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并说明这些钱的流向，相当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乾隆一朝政治的理解。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赖慧敏早年师从徐泓教授，研究明代江南的赋役制度，此后转向研究清代的皇族，多年爬梳清代档案。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莹琮在推介这本书时说，清代内务府既为皇室私囊，又与清代国家财政有着扑朔迷离、举足重轻之关联。因此，对内务府结构、功能及特性的研究是解读清代财经制度的锁钥之一。早在1993年，赖慧敏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时，就关注到了内务府的档案，一位美国教授告诉她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天生对数字感兴趣的赖慧敏一下子着迷了，并仔细研究其中涉及皇家的各种收支。对海峡两岸的清宫档案史料的充分掌握，也让赖慧敏可以为乾隆皇帝仔细地算算账，她在书的后记中说，因为系统阅读内务府档案，才发现皇室的巨额商业收入。尤其是乾隆皇帝，有三个钱袋子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同时维持一个“节俭”的圣君形象。据统计，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八千万两以上，这个数字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的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皇室财政的来源主要有四项:内务府的官庄(房地产)、关税盈余、当铺与生息银两及盐务。

税关“盈余”直接进入皇帝荷包

乾隆皇帝的第一个钱袋子，是皇庄(官庄)。清初皇室就在盛京等处设立若干田产，由庄头管理。这些皇庄的收入多供应当地驻军及内务府人丁，还未直接流入皇帝的口袋。但乾隆年间曾大量查抄官民家产，直接为内务府所有。

赖慧敏在书中所举出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承安案。承安本是伊犁锡伯部落领队大臣，以“玩愒成性”被查抄家产。这其实等于是没有什么确实的罪名，赖慧敏认为乾隆这么做主要是觊觎他家的田产，查抄出承安田产40.6万亩，而内务府本来控制的皇庄土地不过50多万亩。乾隆皇帝捞钱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皇帝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钱袋子，是淮扬盐商。几十年前徐泓先生有一篇经典论文专论明后期盐法之变，认为明末以世袭专利特权换取商人的合作，专卖商人则为了确保垄断权利，一味与官府勾结，报效官吏的需索。这使得当时最重要的商业资本经营寄生于政治权势之上不能独立。清代继承了这种竭泽而渔的制度，乃至出现总商，庇护特权商业至于其极，而商人的报效大部分进了乾隆皇帝的腰包。乾隆朝内务府的盐务收入，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在一百万两到两百万两之间，约占盐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间。淮扬盐商由此做大，发展出红极一时的淮扬文化。

前年有部还算火热的电视剧《大清盐商》，张嘉译饰演的汪总商追查盐务侵吞，步步深入时，发现逼得所有人背锅的正是他的恩主乾隆皇帝。到了这一步，钱去了哪里，就万万问不得了。

乾隆时期经济发展，百货充盈，理应大幅提高关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源，然而乾隆皇帝却仍用包衣奴仆来囊括硕果，皇帝利用奴仆广开皇室财源，各税官新增苛捐杂税，由此埋下清代中衰之根源。清代的税关收入本属国家财政，从交给户部的税收数目来看，清代关税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是“清征薄敛”，但是其实从顺治、康熙时期以来，担任税关监督的大都是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关税正课以外的盈余全部解交内务府，乾隆更是从制度上规定了关税正额有缺的照定例处分，各关盈余的数目少于雍正十三年的，要加以处罚，从而关税“盈余”也就相当于必须完成的正课。赖慧敏估计，乾隆皇帝每年从关税获得的收入，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收入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不仅如此，各关监督遇到国家重大庆典、皇帝下江南巡游等活动，还要自愿报效银两，一次多达数百万两。内务府包衣为了孝敬皇帝，还常将养廉银捐出。乾隆皇帝大肆修筑宫殿、承做各种器物，需钱孔急，不断向税关监督索取银两。包衣奴才为了讨皇帝欢心，将税关衙门的办公费用解交内务府，等到地方经费不足，又再三增添新的税目，税目繁多，令人无所适从，增加税关监督贪污的机会。包衣奴才新增的税目十分琐碎却达到替皇帝攒银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也有学者认为乾隆皇帝宽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赖慧敏则认为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仍属少数，一来查抄家产所得利益不多，二来税关监督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减免田赋，赢得宽仁的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对于贪污和“盈余”不足的官员，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

皇帝既为自己荷包着想，官员自然上行下效，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足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和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最为讽刺的是，乾隆皇帝在《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提到，“危乎上之所好恶，速矣下斯成倡随”、“人君好尚可弗谨”，这么好的道德文章终究是掩盖不了他带领全国官员一起贪污的史实。

开当铺，专卖皇家特供品

清代税关还是变卖内务府物资的重要渠道，官方垄断的奢侈品销售大受欢迎。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东北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尽归皇室所有。变卖人参使乾隆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包衣为了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售价接近一千两。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

除了人参，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这些物品均是清朝周边藩部属国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进贡，这些奢侈品、日用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百姓争相购买，以买得起、用得起“内造”物品和皇室的变价物资为身份、地位、面子的象征。

内务府利用皇权经商还体现在开当铺上。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当然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三座，总资本将近白银五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此外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书中记载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其本金有三万五千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的私房钱流往何处

清代皇室的主要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不过赖慧敏也指出，乾隆皇帝除了将聚敛的民脂民膏供自己挥霍、享受之外，也为国家做了点政治上的好事，那就是用自己的荷包修建藏传寺庙，这些寺庙分布在多伦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形成一道“宗教长城”。除了拨内帑修建藏传佛寺，皇帝还通过户部、内务府、税关提供喇嘛口粮，清政府还给蒙古贵族朝拜寺庙提供路费、免税贸易的权利，从而达到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河等地。通过修建热河藏传佛寺，维持了清朝和蒙古一百余年的和平关系，比明朝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银子来说，更能呈现清代统治者策略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