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清史专家卜键新著《天有二日?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著名作家王蒙、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飞、北京大学教授傅刚等出席研讨会。

清乾隆帝晚年将帝位禅让给其子颙琰，弘历特色的禅让为期三年零三天。这是大清王朝唯一的一次禅让，也是一个政治结构特别复杂的时期。作者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初写起，至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末结束，在约五年的时间跨度里描摹宦情，军国大事、两朝帝王及一些枢阁大员涵盖其中，着力点仍在于禅让的三年。

事实上这三年，“弘历以为开创千古未有之先例，未想到天公不作美，数年间乱象丛起，家国失宁，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快速蜕变”。先是苗民起事，尚未平复，白莲教又起，数省膏腴之地沦为战场。进入嘉庆二年，苗疆平而复乱，教军挫而再振，更兼外有洋盗流劫于海上，内有洪水横肆流淌……最为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官场贪腐，社会整体的道德下滑，士习与民风的颓败。

三年禅让，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三个人：弘历、和珅、颙琰。而除以上三人外，涉及的主要人物还有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军机大臣福康安、松桃厅大营寨百户石柳邓、永绥厅黄瓜寨寨长石三保等，共计有45位之多。王蒙表示：“近几年我有幸读了卜键写的《明世宗传》《国之大臣》《天有二日》等几部作品，他的作品与别的历史著作不同，卜键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活灵活现的程度，你看了以后觉得他写的那些人物都比较可信，好人、坏人，大人物、小人物，都比较真实。而写出来的那些事情，比平常从书中看到的更丰满、更生动、更有趣，也更有推敲、咀嚼、分析和总结的价值。”

寥寥几百字带来的深刻思考

文章一开篇是从嘉庆元年“元旦开笔”写起，然而笔锋一转，写道：“此时，被史学家称为‘伟大时代’的18世纪正接近尾声，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巨变已然显现，欧美几位大国之君的命运也是可叹可嗟。法王路易十六，已在三年前的大革命浪潮中人头落地……英王乔治三世，正被间歇性精神病(一说是卟啉病)所折磨……俄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开疆拓土，雄心也勃勃，刚刚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了波兰……独立未久的美国仍在国基初肇、百废待兴的艰难过程中……此时距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约四十五年，欧洲列强互相攻伐缠斗，尚无暇东顾，对于清朝仍可称较好的战略机遇期。”

潘凯雄表示，作者仅用几百字就把当时整个世界的大势勾勒了出来。正如作者所说，“暮气常是与牛气相伴而生的”，进入乾隆晚期，大清朝野已弥漫着老年政治的气息，但由于大清君臣动辄以“天朝”“天子”自居，不愿正视世界格局的巨变，自然也就错过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寥寥几百字带来的思考是非常深刻和沉重的。

崔建飞表示，作者视野广阔，特别是世界性的叙述角度，使这本著作有大气象。在乾隆时期，中国在经济上GDP是世界第一，疆域广大，在思想文化上有《四库全书》《红楼梦》，但是清代由盛转衰也是始自乾隆晚期，后来的嘉庆和道光成了以墨守成规为荣的皇帝，使得中国最终没有逃过鸦片战争带来的苦难。

更接近史实的新认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邹爱莲表示，该书史料基础非常深厚，作者对许多历史档案进行了认真梳理，对很多细节进行了严格考证。“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几位皇帝的‘元旦开笔’，当时都是封存的。既然不许开看，嘉庆怎么把乾隆开笔的28个字延续下来的?是谁教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想的?卜键提出的这些疑问把我问住了，之前对这些细节我们都没有考证。卜键对此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这本书既有丰富的史料基础，又有对细节、场景的复原性考证，所以这本书可读可信。”

“这部作品发掘了很多新的史料，围绕乾隆帝禅让的原因、乾隆与嘉庆父子之间的关系、归政后的各项举措等问题，根据新的史料进行了印证论述，对乾隆帝退位后的揽政、嘉庆帝的懦弱保守、父子间关系等传统史学观点提出新的见解，让读者对大清禅让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有一个更接近史实的新认识。”臧永清认为，这本书架起了史学和文学的桥梁，让历史以更亲近的方式与读者建立了深入的联系。

使历史具有可视感和现场感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金宏达表示，作者原是做古典文学研究的，他把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得来的经验、修养转移到清史研究上，对推动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这本书在大众和历史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使历史具有了可视感和现场感，但丝毫没有降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很精彩，具有科普性，但又不缺乏对历史事件的敏锐观察。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卜键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傅刚表示，“书是史书，但是作者的确是用古典文献研究的功力来写这本书的。陈寅恪用诗文来证史，文史兼考，交互贯通。当代历史学家很少用诗文证史，但是卜键很重视，因为诗和文能直接反映作者内心的心态变化。”

书中专门有一节讲的就是和珅的“衣带诗”。和珅死后，其绝命诗在衣带间被发现，很早就在坊间流传，其通行版本为“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作者对这一版本的真伪进行了考评，甚至对和珅所穿衣带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珅通常所用衣带与一般民公爵位者不同，是乾隆帝特赐服用的宗室黄带。“入狱后，这样的黄带子大约不会再用了。腰系一条布带，倒也便于题诗和藏诗，只不知是题于衣带之上，还是将写好的诗藏于衣带之间。”

最后作者在为该书做小结时，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做了如下评价：禅让，是弘历暮年浓墨重彩的一笔，亲情络绎，评价虽远非他期盼的那样美好，却也是乾隆帝遵循儒家理念，希望将治统与道统整合为一的尝试。上皇逝后，嘉庆帝高扬起“守成”的旗帜，对求新求变公开斥责，对外部世界更为骄矜排拒，浑然不识间把国家带入深渊。历来守成很难，不事开拓，何以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