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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坐标中的准确定位

——读劳乃强黄国平文史专著《龙游商帮》

日前,劳乃强黄国平合作的文史专著《龙游商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作为龙游地方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无疑是值得庆贺的。这部专著从华夏宏大的版图着眼,以详实的史料、丰富的田野调查素材,坚实地确立了龙游商帮在历史坐标中的准确定位。读完全书,我们完全可以底气十足地宣示:在明清时期神州商业活动风云激荡的画卷中,有龙游商帮浓墨重彩的篇章。我们无意与多省流通的山西票号争锋,不必和无徽不成商的徽商比肩,更无需与远涉重洋的宁波帮唱和,“无远弗届,遍地龙游”的足迹,足以奠定龙游商帮在明清时期不可或缺的地位。自然万物,山的雄伟,水的妩媚,互相映衬。花的艳丽,草的蓬勃,各有风貌。浑然一体,方成大千世界。

一个宏大的建构,需要大量坚实的材料支撑。作为一部专门论述龙游商帮的著作,无疑需要从时间的纵深空间的扩展等多方位进行严密科学的论证。从引用史料的角度看,《龙游商帮》借鉴参考的文献资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为国史,包括《左传》、《后汉书》、《旧唐书》、《明史》等;一类为方志,包括《浙江通志》、《衢州府志》以及衢州市、金华市所辖各县县志等;一类为相关专著,包括范勇著《中国商脉》、曹天生著《中国商人》、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陈学文著《龙游商帮》及《龙游商帮研究》、陈定謇著《信安旧事》等;一类为族谱村志,包括龙游塔石《桐冈童氏族谱》、龙游模环《毛氏宗谱》、广东《南海平地黄氏族谱》、兰溪《诸葛村志》等。要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搜寻到与龙游商帮相关的蛛丝马迹,谈何容易?著作者阅历之广功夫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龙游商帮命题的提出,始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学文。他在2003年发表《我与龙游商帮的研究》一文,首先公布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劳乃强黄国平所著《龙游商帮》开篇从引用陈文入题,既顺理成章,又体现了对前辈研究者的尊重。

不必讳言,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陈学文的研究成果存在内容单薄论据不够充分的缺憾。作为后续研究,劳乃强黄国平所著《龙游商帮》在承接陈文主要论据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补充论证。尤其重要的有两大块,一块是以瀫水流域为着眼点,将衢州地区及金华兰溪沿江码头统筹考察,从而拓展了龙游商帮的团队构成、理清了潮头涌起的成因以及扩大了商帮在全国商品流通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另一块是补充了陈文不曾留意的族谱内容,这些具有独特价值的资料,不但梳理了商帮代表人物形成的源流,而且发掘出了代表人物对于家族的深远影响。有了这两大块内容的补充,龙游商帮的形象更为丰满,跻身于全国商帮的地位更为稳固。尤为可贵的是,全书观点的提出,全然没有超脱论据支撑的虚妄之词。一切由论据说话,一切由读者判断。且举一例,第四章鼎盛时期的龙游商帮之珠宝商一节中,引用了《桐冈童氏族谱》的一段记载:“童纶,公讳纶,字谷泉。幼有大志,异于群儿。以往居村落,世以农商为业,无意于功名。早岁随父之京都,抵宣府,挟宝货过关津,往来无失者盖二十余年。”又,“童巨川,嘉靖初,与弟随舅氏同往都城,市珠及珍宝,宣府、大同贸易边庭,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百金。”再,“童洋,其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玉,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这样简约的文字,足够了。

除了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外,这部专著一个很鲜明的特色是田野调查成果。考证一个重大命题,仅仅依靠从书本到书本的文献资料,显然是不够的。难能可贵的是,著作者在伏案之余,对一些重要场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地考察。顺着瀫水踏访古码头,上至江山常山,下达金华兰溪,寻觅商帮当年依靠水运进行大宗商品贸易的踪迹。这些实证资料的补充,不但丰富了论证,同时也使文本避免了过多古籍资料所带来的沉闷气息。试举第三章商道迢远中驿前一节为例,在平实地叙述了古码头的格局规模后,突然风生水起涌出如下一段文字:“经济的繁盛引发了相应的消费和娱乐,在这一带水面上长期活跃着载有船妓的茭白船,使这古老码头有了几分脂粉和笙歌管乐的雅韵。”这样鲜活的文字在田野调查章节中如散见的野花,不时从纪实的草丛中冒出来。

田野调查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搜集了不少珍贵的实物。“张鼎盛木行结算单”就是其中很有价值的一张凭证。一页手写的清单,除了一笔笔木材销售的账目,上方空白处盖有税务印戳,表明当时的税收方式。最左边书写张鼎盛木行的商号,除了印戳外还盖有广告章。早在清代,商家的广告意识就如此自觉,不能不让人钦佩。正是有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实物补充,使这部专著论证更为扎实,龙游商帮的形象更为丰满。正是在这方面,这部专著完成了对陈学文研究成果的重大超越。

治学严谨,心平气和地与人探讨学术争论,是这部专著体现出来的一大亮点。第一章第三节就将“不同的声音”和盘托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和博士研究生傅俊2004年发表论文《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说学术失范现象》,认为“遍地龙游”之说属“龙游人之自诩,而非时人的普遍认识,其中多出自龙游人基于地方自豪感的自我夸张。”对这类杂音,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不必录入。然而劳黄二位著作者不仅详细地引用了包傅的原文,还将之放置在全书之首。可见其对待争论者的大度,不愠不火,气定神闲。在与其进行探讨时,首先“敬佩他们的学术质疑精神和学术担当,他们对于学术失范现象的论述确实切中时弊”,接着和颜悦色地与之逐一讨论,水到渠成亮出自己的观点。应该说,这就是学者应当具备的风范。

《龙游商帮》的出版,对于“龙游文库”的建设,具有标杆性的意义。历史留给龙游太多太多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发掘整理,使之成为新时代强有力的文化驱动力。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理论高度审视《龙游商帮》,找出其不足部分,希望作为前车之鉴,对后续研究者或许有所帮助。

一是部分章节引文篇幅过大,影响了文本结构。引文的目的是增强权威性可信度,精选核心内容即可。让引文替代著作者进行大段叙述,效果适得其反。让著作者自己的语言体系贯穿始终,文脉更为通畅。二是龙游商帮的传统精神在当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应当在全书最后章节作一宏观性的描述,这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文字结构上都可以有一个漂亮的收尾。

最后,我愿意归纳这部专著中的核心论据,强调一下龙游商帮在历史文化中的准确定位。经商人数众多,宗族观念浓厚,经营行业集中,组织体系完备,传承脉络清晰,奠定了龙游商帮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坚实地位。

责任编辑: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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