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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鸿:我们的文化里,人本身并不值钱

一场演讲之后,作家梁鸿在朋友圈里写:“每个人都喋喋不休却又孤独无比。唉,怀念上初中时老师提问我站起来就哭一句话说不出又坐下的日子。”

她为这次演讲准备了一周,想说的话攒了一个冬天。说完之后又莫名羞愧。她对自己的努力有质疑,河岸这头的人摇旗呐喊,那头的人依旧水深火热。

还是写作更能让她安生。她刚刚结束一本书的书写,虚构小说,取名《梁光正的光》。她带着它在全国各地宣传,过程比写书本身更劳心劳力。

任何地方,只要有梁鸿在场,她都尽可能关照到每一个人。脸上挂着笑,目光不多不少,均匀地停留在每个人身上,她会捕捉到言谈间细微的小尴尬,用带着乡音的口吻迅速化解。

即便碰到不得不做的事,比如化妆,比如拍照,她也极力配合。她把双手蜷在胸前,发自内心的紧张,或干脆脱下鞋子给摄影师提供角度,同时又为打扰到清洁阿姨感到抱歉。

“累虚脱了。”她说,“我想我的毛病是容易投入太多感情。”

最初写《梁光正的光》,她尝试用不同的人名和地名书写。她无意把梁庄打造成时髦的“IP”,或是另一个高密东北乡。后来发现总是磕磕绊绊,索性又换成梁庄和梁光正。

在《出梁庄记》的最后,她写“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但内心终究无法离开,这是她用惯了的显微镜,整个中国在梁庄的显影下纤毫毕现。

白衬衫

即便写下十几万字之后,梁鸿依然无法说清楚,梁光正到底是谁。

他的原型是父亲,梁光正的名字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延续到《梁光正的光》,从非虚构延续到虚构。梁光正从她的同行者变成故事的主角,故事也随之更加激烈,秘密越来越多。

他是天生的搅局者,在村子里被称作“事儿烦”。他“咔咔”吐着痰,用长指甲扣鼻头上的黑痣。他谙熟村子里的大小事务,能搭把手就绝不闲着,他一出场就引起喧闹,是谈话的中心,最不安分的农民。

每个村庄里都有被嘲笑的人,他们出格,强硬,不安生,生活永远危机四伏。他们的形象永远处于受人崇敬和遭人耻笑两极。梁鸿打小不觉得他们是坏人,相反,他们身上有太多秘密。

不知幸与不幸,梁鸿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她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有一群人在商量事情,父亲坐在中央,为大家出谋划策。上初二时,父亲帮一家人打官司,让这家人在她家住了两个月。家穷,母亲瘫痪在床,父亲带着他们四处奔走。官司终究没打赢。父亲说:“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句话在《梁光正的光》里,借由梁光正之口再次讲出。

父亲和梁光正对公平正义有自己的执念,一个世俗眼中的失败者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妄图拯救家庭,拯救村庄,帮别人打官司。是非对错在他心里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有病,天生对不平之事缺少免疫力。最终,他发现,其实他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他身上自带嘲讽社会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在嘲讽他自己。”梁鸿说。

他有4个子女,勇智,冬雪,冬竹,冬玉。还有二婚的妻子蛮子,继子小峰。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在史诗般的家庭生活中,他们不断撕扯、碰撞、相互感动。他们想探寻这个家庭最隐秘幽深的部分。梁光正负责打破家庭中已然少有的稳态环境。

疑点是那件白衬衫,在梁鸿的记忆里,父亲的白衬衫总是纤尘不染,闪得她睁不开眼睛。多年后父亲讲述被批斗的细节,对“白衬衫上沾满了血”这一细节依然不能释怀,甚至是愤怒。

但那时,全家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父亲哪来的钱去买白衬衫?一个一辈子与土地和庄稼为伍的农民,如何能始终保持干净洁白?

答案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有一次梁鸿回老家给母亲上坟,不远处有一对父女,父亲叫昆生,性情孤僻,带着一家人住在墓地旁的空地里。梁鸿每次上坟都会和他说会儿话。

聊完之后,梁鸿拿出一百块钱,想给他。昆生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动作。他双手合在一起,朝手掌心吐了几口吐沫,梁鸿也郑重起来,双手捧着钱,给了他。在那一刻,他希望抛却自己的流浪汉身份,被当作人来看待。他用唾沫把头发梳拢,想显示出人之为人的尊严。

梁鸿写《出梁庄记》,在悲惨的现实遭遇下,更多想表达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他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渴望得到尊重的精神诉求却长期被忽略。梁光正也是如此。“他一直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我想,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的隐秘心理,他希望把自己纳入一个更宽广的存在。”梁鸿说。

她理解这种精神诉求。当年梁鸿在村里一所小学当教师,每天5点钟起床,上课,下午读书,写日记。虽然不知道前途在哪儿,但直觉告诉她,“我的生命肯定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

她常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借书,有一次驻足在书摊前,翻着文学期刊舍不得走。书摊老板以前也是文学青年,写东西,后来不写了。他把那些书捆成一摞,放在梁鸿的自行车后座上,免费送给她。

他们渴望被尊重,被平等看待,这种渴望甚至超脱了物质的束缚。但在大多数时候,一些人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表达的权利。她曾关注过快手上的视频,其中的猎奇和自我摧残令她不适。“没必要去嘲笑他们,在这个时代里,你必须做出更高的危险度,但是从个人来讲,你不能否认,这是他发声的途径,而且他没有其他途径了。”梁鸿告诉火星试验室。

这两年,梁鸿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相似,特别是在“倔”这一点上。越来越忍受不了不说真话,她渴望通过写作和发声改变一些事,但往往收效甚微。愧疚感随之而来,只能再次投入写作,寻求慰藉。

父亲

两年前,梁鸿的父亲去世。这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解读父亲的愿望愈演愈烈。到达的路径有很多种,梁鸿依然选择书写。且只能用虚构的方式,只有剧烈的戏剧冲突和故事情节,才能真正挖掘出父亲身上最鲜明的特质。

早年间,《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诞生,父亲功不可没,他对女儿的书写投入巨大的热情,抑或说是兴奋。

那段时间,大学教师梁鸿正经历自我怀疑。空有学者的名头,每日所做的事却让她感到虚浮无聊。她与世界的联系仿佛只存在于高谈阔论和“言不及义的文章”中间。

她禁不住羞耻之心不断地拷打和质问。2008年7月,她离开北京,回到梁庄,这个当年一直想逃离的地方。她在这里住了5个月,重新感受故乡给她的启蒙。

小时候兄弟姐妹多,父母管不过来,孤独仿佛天然形成,她总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到村子后的大河坡游荡,洗澡,摘野菜,胡思乱想。“我觉得我天然的就沉在一种黑暗里面,自然的黑暗里,那里可能有很多很细小的事物,它们一直都在,到现在还在。”

它自然地培育了一个人的敏感,几十年后,这种敏感让她重新发现故乡。那个夏天她本来只想写几篇散文,但在和村里人的闲聊中,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故乡的异乡人。她看到那些加速建设的高楼,和那些愈加残破的茅草屋,关于乡村的想象与现实、过往与当下之间裂开一条巨大的鸿沟,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苟延残喘。

她想回归故乡,重新书写故乡。父亲给予她最大的支持。每天清早5点,父亲起床,在院子里咔咔吐痰,扯着嗓子唱几段豫剧。随后便带着梁鸿,四处和人攀谈,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拼凑成型,形成一幅社会剧变时期的乡村图景。

父亲也是被书写的一员。她采访父亲,钩沉的记忆丝丝缕缕重新牵出。遥远的年代里,父亲参与政治斗争,帮人打抱不平,他的个人史逐渐拼凑拉扯出一部乡村史。《中国在梁庄》由此诞生。

此后,父亲又陪她走遍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寻访外出打工的梁庄人,西安蹬三轮的,青岛电镀厂的,内蒙校油泵的,东莞服装厂的,她在城市的晦暗处与他们交谈,记录他们的故事。这个习惯一直存在,她喜欢那些生机勃勃的、鲜活的人,喜欢和保姆、买菜的阿姨聊天,甚至街上有人吵架她也会停下来看两眼。她觉得家常里短的内部包含这一条线索,通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

她在青岛采访时,住在堂婶家。那天晚上她和堂婶躺在床上,堂婶说:“自从宝儿死之后,我12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宝儿是堂婶的大儿子,跟着奶奶生活在梁庄,2003年夏天在河里淹死了。

直到现在,梁鸿依然能将堂婶的话复述出来。那个夜晚,堂婶细腻饱满的悲伤浸透了她。她们之间的关联在拉近,即便不能抵达,至少身处同一种悲伤。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我们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她开始思考这种断裂,这似乎不单单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更大的意义上,是人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

她的堂哥在西安蹬了快20年三轮车,却在接她的时候迷路了。一方面城市发展太快,农民工日趋边缘化,另一方面,这些顽强生存的人从未在城市找到认同感。以至于在外的梁庄人平时看个牙痛病也要回家。关于他们的报道越多,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就把他们推得越远。他们从未在城市获得真正的认同。

她在西安还遇到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夫,18岁的小老乡。她想了解他的生活,但沟通的大门被锁上,他始终保持沉默。他见过他的父亲、老乡被抓的场景,反扭着胳膊按在地上。他无法适应这种羞耻,同时也认识到作为三轮车夫的他无法得到尊重。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说他们没素质。素质是培养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给他们空间培养素质,他是没办法有素质的。”梁鸿在演讲中说。

前些天梁鸿接受采访,记者92年生人,说农村和农村人离他们这一代很远,所以对梁庄的话题并无太大兴趣。当时梁鸿本能地回答:“不远啊,我们现在还有8亿农民。”后来她查资料确认,农村户口依然接近6亿。

一代人究竟该如何定义?若单从年龄维度上说,92年出生的记者,和她在西安遇到的年轻的三轮车夫是一代人,她与死了儿子的堂婶是一代人,但是,站在河流两岸的“同代人”们无法感同身受。

写完《出梁庄记》后,她被空虚和沮丧所笼罩,“还有无法去除的虚伪之感”。这本书让她收获了资源和声名,却不能为梁庄带来丝毫改变。“以真实之名,抵达生活,最终却仍然远离。”

断崖两侧,人们自说自话,缺少理性,也缺少真正的联系。在《梁光正的光》中,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方式却经常出现一个“我”,她没有写明“我”到底是谁。虚构与现实交织,她在写自己的生活,也将之无限延展,构成整个民族共同的故事。

李洱评价:“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在爱中死,他们虽死犹生:他们就是我们的父兄。”

勾国臣

勾国臣的故事在梁庄流传百年,梁鸿在写《出梁庄记》时才听人讲起。那时他们酒桌上谈起征地补偿和村干部的贪污,有人说:“难不成你还想当勾国臣啊?”

勾国臣是清朝嘉庆年间人,落第秀才,在梁庄帮人写诉状为生,家境贫寒,好打抱不平。当地农民年年辛劳种田,供奉河神,不敢怠慢,庄稼却年年被淹。勾国臣看不过去,一纸诉状告上天庭。玉皇大帝不屑一顾,说:“你没种地,淹水关你何事?”之后,命天兵天将重打40大板,将其丢回凡间。

勾国臣死后,嘱咐家人将他葬在河岸边,说“河神要是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状了”。此后梁庄虽依然年年涨水,但总也淹不到勾国臣的坟头。后来梁庄一带的人称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为“勾国臣”。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光正的光》是勾国臣故事的延续。他们同为“事儿烦”,不讨喜,却又值得尊重。大多数人害怕和某种怀有偏见或坚硬的东西对抗,把自己包起来,活得更安逸一点儿。

勾国臣和梁光正并非如此,他们虽低到尘埃,却光芒四射。他们让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不得不去思考。“他让你活得没那么安生,没那么风清月白。他提醒你,其实你的生活没那么清白,他身上确实有纯粹和高贵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不适应这个纯粹和高贵。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纯粹和高贵容身的地方。他一生屡战屡败,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梁鸿说。

和勾国臣一样,梁光正直到死后还不消停。梁鸿写到这里时灵感迸发:“我觉得不应该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他的棺木始终无法塞进墓室,不得已,养子小峰光着膀子,和梁光正的亲儿子勇智一起抬棺木。

小峰终于露出了背上的伤痕,真相大白的一刻,儿女们也在梁光正的灵位前和解。父亲的折腾终于在生命陨落之际取得胜利。

但梁鸿似乎始终没有与自己和解。一种内疚和无力感时刻在侵蚀她。她是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班的老师,她不希望这里是肤浅纯白的象牙塔,最迫切的是与现实产生联系,就像一个农民不能离开他的土地。她甚至希望在作家班开一门课,探讨社会事件,以及背后的因果和脉络。

在社会事件的喧闹之下,隐藏的是“冷的内核”。西安的堂哥和老乡们为了不受欺辱结成紧密的联盟,一起打架,一起要车,一人有难,一呼百应。但有一次听说老乡的孩子走丢了,堂哥却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是与他们的生计无关的事。

最近的一场大火更确切地印证了这种判断。她在演讲中说:“在我们的文化里,‘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肯定和尊重。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这一观念里面包含一个冷的内核,即我们对人、对人自身是冷漠的。”

在《出梁庄记》中,她援引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我们的社会只有轰动,没有事件。”她常常感觉到,当一件事发生时,很少有人真正关注事件本身,社交媒体上充斥的是情绪,“批判一番,感叹一番,我们缺乏一种理性的精神,缺乏对事件真正的盘查、理解,来来回回反复的思索”。往往发泄之后,情绪连同事件一起烟消云散。

北京的冬夜里,记者问梁鸿,如何纾解这种愧疚。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只有书写,不断写下去。

她继承了父亲的倔强,并为之自豪。在书写和思考中,梁鸿渐渐发现,一个人的倔强远非是个人事件,“他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能看到的”。

她想写一本关于地铁的书,她对这个城市地下的庞然大物怀有兴趣。“地铁跟整个城市的扩张是一致的,血管一样的,地铁延伸到哪里,城市的躯体就延伸到哪里,地上和地下是一致的,一个是黑暗的意向,一个是光明的意向。”梁鸿说。

但最终的落脚点依然在大众生活。地铁上的那些普通人,白领、学生、农民工,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心事和故事,他们如何塑造这个城市,而城市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不论如何,她决定以更倔强的姿态走下去。就像她的父亲,就像梁光正。《梁光正的光》里,那个病入膏肓、身体孱弱的倔老头准备迎接生命中最后一场战斗:

“勇智看到,父亲已经摆好姿势,像一只公鸡,昂着头,鸡冠竖立着,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战斗。虽然这只公鸡脖子上的那圈毛已经稀疏,看起来有点衰败和孱弱,但他眼里散发的光却足能凿穿日月。那是来自山顶洞人时代的光,古老,神秘,带着超强的聚合力,穿越漫长的黑暗时代,带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光明,走向食物链的最顶端。父亲被这光芒照耀着,好像获得了启示和指引,手持长矛,向人间的风车刺去。”

责任编辑: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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