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知堂谈吃》（增订本）

钟叔河先生编选的《知堂谈吃》一书，已出版过两次，已然成为周作人文章选本的经典。新近，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知堂谈吃》（增订本）。增订本，相较于以前版本，有了较大的变化。

钟叔河先生在“增订题记”中说：“此次增订，从《周作人散文全集》中搜得原版失收的八十六篇，又节录港版《周作人晚年书信》中谈吃食较多的信十一封为《与鲍耀明书》（节选）一篇，篇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从九十四篇变成了一百八十一篇。”

这一百八十一篇，写作从光绪戊戌到“文革”开始，前后长达六十八年。以四九年分界，前五十三年周作人只写了四十二篇；而后十七年中，却写了一百三十九篇，尤其是从五零年起的两年半时间，他在《亦报·饭后随笔》专栏里，就“谈”过一百一十四次“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稻粱谋”，即挣稿费维持生活；“人生一饱原难事”，在这儿，恰好用到了他自己身上。

周氏前期写作的“谈吃”文章，大多篇幅较长，沿用了一贯的“文抄公”风格——大量引用文人笔记，以及各种各样的史料、诗词文字。因此，文章内容沉实、丰厚，蕴藉、饱满；语言则洗练、滞涩，貌枯而实腴。而且，多数文章“谈吃”往往只是一个“由头”，文章的侧重点更在于以之“观世俗，察民情”，表达一种文化态度，或者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某种感受、感悟。

例如，谈日本的衣食住，实则是谈日本文化；谈“油炸鬼”，批判的却是“思想奴隶统一化”，特别是“民间习惯”造成的思想奴隶统一化；《结缘豆》扣住一个“缘”字，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在“文艺的效力”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说集中到一点，那就是“文化认识和文化批判”。

谈及知堂老人，人们素来喜欢以“闲适、冲淡”来形容之，而在知堂老人谈吃的文章中，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谈茶、谈酒的文章，尤为人所赞赏。如《北京的茶食》中，那段感叹的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和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而在《喝茶》一文中，那句“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更是成为感悟饮茶的经典之语。

其实，识者自然明白这些话实在是知堂老人想藉此，表明自己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追求一种“闲适而精致”的生活。

五零年以后的“谈吃”文章，则一改前期风格，再不做“文抄公”，纵有引用，也大多是“间接”引用——概括用之，或者点到为止。语言亦通俗易懂，明净、洗练；谈吃似乎也只是“谈吃”，其深广度，难可与前期文章相比。这与时代对他的影响有关，也与“短章易成”，“为稻粱谋”有关。对于周氏来说，实在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写作于一九五零年一月的《萝卜与白薯》中的一段文字，似乎，很能表现他此段时间的某种心境：“希望将来人人可以吃到猪排、牛排和白面包，自然是很好，我们要去努力，可是在这时候能吃苦也极重要，我想假使天天能吃饱玉米面和白薯，加上萝卜鲞几片，已经很可满足，而一天里所要做的事，只是看看书，把思想搞通点，写篇小文章，反省一下，觉得真如东坡在临皋亭所说，惭愧惭愧。”

文字读来，看似“通达”，但却实在是一种很无奈的“通达”啊，满足于“天天能吃饱玉米面和白薯，加上萝卜鲞几片”，生活已然至此地步，那还有暇去写出“深思熟虑”的文章？

不过，知堂老人毕竟是老作家，毕竟有着丰厚的学养，因此，五零年之后的谈吃文章，篇幅虽短，甚至很多是“为稻粱谋”的急就章，但其文化的光彩仍在，内敛如珠玉，仍然熠熠生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零年以后谈吃的文字，似乎以谈“家乡美食”的文字写得最多，也最好，可以见得知堂老人的故园情怀。尽管知堂老人素以冲淡、内敛的性格著称，但五零年以后，他的思想其实也是深受时代的影响的，纵是他谈吃的文字，很多时候也忘不了“插入一笔”，表达对新时代的赞美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