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父家书》：邢福义先生的家国情怀

《寄父家书》，邢福义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第一版，68.00元

“不管做大事小事，他都很认真”

陈章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我拿到这本《寄父家书》以后，整整3天大概地读了一遍，心里很不平静，有很多感受，也有很多回忆和很多感悟。

第一点，我与邢福义教授的交往。1956年我从厦门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两个研究院没有分开，都归中国科学院，我主要在做科研工作。特别是1963年，我的老师、《中国语文》主编丁声树先生把我从方言研究室带到《中国语文》编辑部，让我做副主编兼语言所的常务副所长。《中国语文》复刊以后是吕叔湘先生当主编，他当时也是我们语言所的所长。这个工作让我与邢福义教授有不少接触和交往，他的很多学术成果和重要的论文都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

跟邢福义教授接触以后，我们逐渐成为老朋友，而且是老同仁和同行，至今相交数十年。我们经常在他身体不好的时候、家庭碰到困难时、长期卧病时通电话，两个礼拜前我还跟他通过一次电话。当时他很激动，说现在多少还能做点事，但年纪大了。我生于1931年，今年已经87岁了，年纪大了以后精力不够，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很敬佩他，能长期坚持写作，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他说“这也许是我的命吧，决定了我走上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

我们接触以后彼此很了解，交谈得很投机，有很多想法包括对人生的感悟和学术观念很相近。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都是有什么想法就直说，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的教育，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第二点，在交往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邢福义教授育人治学的重要特点。他很重情义。我把他的育人治学概括为24个字：“品德高尚，富有爱心，治学勤奋，成就卓著，做事认真，讲求实效”。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准确地概括了他所有的特长特点。不管做大事小事，学校的事、教师的事、社会的事、家庭的事，他都很认真。他还尽心尽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生，他培养学生非常认真，要求很严格，但是又很宽容，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学生。他培养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国家、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也属于他的一大成就。

第三点，《寄父家书》的主要内容与启示。家书主要是邢福义教授写给他父亲的240余封家信，内容丰富，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一位学者，从青年中年时期走过的人生历程，还有邢福义教授坚定的追求和顽强奋斗的具体成果。家书里处处都体现出这样的具体内容，也体现这些追求奋斗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贡献。家书中有许多重要的事实，还呈现出很多深刻的哲理，对我们，特别是对青年学子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邢先生是有情有义的人”

周清海（新加坡国立大学兼任教授）

我和邢福义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用“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最能描述我和他的交情。我曾对他的学生说：邢先生是“有情有义”的人。

1985年，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我们认识了。1994年，我负责筹建了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1997年，我给他发了聘书，请他到中心来半年，从事华语语法研究。大学向他提供的待遇和聘请欧美著名学者的一样，非常优厚。邢先生回信要求我让他考虑一个月。后来，他拒绝了我的聘请，理由是太太的眼神告诉他舍不得他离开。这时候，我才知道，邢太太瘫痪在床。

2006年9月，邢先生到新加坡来参加由学生发起的“华语论坛暨桃李聚会”，为我庆祝从教40年和65岁的生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总统府接见了他以及与会的另外四位友人。三天之后，我送他到机场，和他在机场共进新加坡式的烤面包及咖啡。此后，邢先生就很少出远门，他在太太身边，陪了她16年。

邢先生理解和支持我关于华语语言教学与研究的观点，他启动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在启动这个项目时重点指出：“启动这一项目，既是为了深入了解华语语情，揭示华语语法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促进华人社会的语言沟通和汉语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我们的努力。我们期待的是，本项目能够成为学界的一项共同课题，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的行列。”在华语研究的学术观点上，我们非常接近。

邢先生的身上，充分表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中华风骨。就是他的这种人格魅力，让我和他保持了“万里尚为邻”的精神联系。接到邢先生签名的《寄父家书》，才知道，他给父亲写了37年的信。这些家书，除了邢先生的父子亲情，人格魅力之外，也处处流露他的文才。邢先生的文采，是从平实的文字中流露出来的。这种自然的文字美，在现在中国的语言研究者身上，是少见的。邢先生的父亲将这些家书保留起来，分别装订，写了摘要，在85岁时，寄回给他。这是世上罕见的父子情。

在书前，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华开花结果。”重视自己的中华水土，是民族自尊的表现。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我和他相隔遥远，见面很少，但就是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让我们心灵相通了三十几年。

深沉的父子情

田小琳（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我和邢福义先生相识40年左右，邢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文章，他的著作，他的学术思想，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当我收到邢福义先生亲笔签赠的《寄父家书》时，有些诧异，心里想这要有多少封信才能成书啊！我迫不及待地翻看全书，那黄色的信纸一张张整整齐齐摞在那里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这是怎样的儿子，又是怎样的父亲！这张照片已经令我眼眶湿润。

百事孝为先。邢福义先生是孝子。当邢老先生蒙冤多年，远在黑龙江的时候，邢福义先生坚信自己的父亲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的信是父亲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可以想象，父亲盼信和收信的喜悦心情。后来，父亲的事终于“水到渠成”，父亲再回到家乡，继续工作，安度晚年。邢老先生享年90岁高寿，福寿全归。有这样孝顺的儿子，邢老先生此生足矣！

父亲爱儿子，但没有能力给他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房子，没有钞票，却最知道珍惜自己和儿子的骨肉情。37年的240多封信，是儿子对他的真情倾诉，记录着儿子的心路，记录着儿子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父亲把信一张张铺平收集好，按年编排，写上重点，最后作为礼物送给儿子。这样的父亲，没有见过。父亲在这37年里，几经多地辗转，每每收拾行装，这些信就是他最宝贵的财产。

儿子爱父亲，但没有机会侍候在侧，不能天天敬茶端饭，却最知道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成绩就是对父亲最大的报答。尽管父亲并不了解汉语语法研究的真谛，儿子就是要把自己所写的内容告诉他。几十年来，他对汉语研究的热爱，对当一名教师的痴心，感染着父亲；他把一篇篇文章题目报告给父亲，就像父亲是他的老师。当职称破格提升了，父亲完全明白这是儿子天道酬勤的结果。

这本《寄父家书》，它的意义远在家书之外。它告诉人们，作父母的，作子女的，应该如何互相关爱，互相疼惜，应该如何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这是人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说的似乎是家事，可家事又何曾与国事、天下事分开过呢！

《寄父家书》是家书，又是“史书”，还是一部“情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

《寄父家书》能够整理出来，是缘于一段往事的追忆。2014年，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编辑一本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我的1977》，请授课老师邢福义先生写篇回忆当年授课和师生交谊的文章。时隔30多年，要写回忆文章，当年的有些事情想不起来、记不准确了。为难之时，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30多年他写给父亲的一捆书信。从书信中，他找到了有关记载，写成了散文《漫忆1977》。正是这件事情，让邢先生想起了这捆书信，看到了它的用处，于是从发黄的信笺里、模糊的字迹中将全部书信一一录入，整理出来。

对于《寄父家书》的价值，刚才各位先生都已经谈到。它是一部家书，又是一部“史书”，在我看来，它还是一部“情书”。说它是“史书”，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位语言学家成长的历史，反映了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同时还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说它是“情书”，是因为书中反映了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师生之情、亲友之情。比如1961年9月28日的信中写到，父亲想着儿子冬天没有棉衣，要将棉衣寄给儿子，儿子则想着黑龙江的冬天更冷，力劝父亲留用，阻止邮寄。这里讲的虽然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父慈子孝、相互关爱的真挚情感。

《寄父家书》客观地反映了邢福义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每篇家书都浸透着一个“实”字，展现出邢先生鲜活的人生。邢先生扎扎实实地治学，老老实实地做人。他求知的刻苦，治学的坚毅是令人敬佩的。文革时期下放农村，他白天劳动，晚上躲在蚊帐里偷写文章。上世纪70年代，没有电扇，没有空调，酷暑时节，他肩搭一条毛巾，脚泡一桶凉水，从早到晚，伏案不止，撰述《词类辨难》。1996年夫人中风住院，他每天上街买菜，做饭送餐，忙完病人，就坐到电脑桌前，赶写《汉语语法学》。邢先生有句话：“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这已成为我们语言所的所训。这句话是邢先生写给首届研究生李宇明、萧国政和徐杰的，其实，这句话也是他对自己的鞭策。邢先生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邢先生还有一句话：“为人第一，为学第二。”他用这句话教育学生，他也这样告诫自己。无论对家人、对学生，还是对同事、对朋友，他都充满了爱心和宽容，倾注了真诚和信任。

我还特别想说一点，愿意出版家书，这是需要勇气的。家书难免家长里短，少不了儿女情长，甚至还会有些近于隐私的东西。邢先生能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公之于世，如果没有一定的勇气，是难以做到的。邢先生敢于在世人面前敞开心扉，展示真实的自己，表现了一位学者的透明和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