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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抛心力写词经——评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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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三百首》,夏承焘 选編,吴无闻、周笃文、徐晋如 注析,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

词选学是词学的重镇。晚清民国词人张尔田为词人、词学家朱祖谋《彊村遗书》所做序言称:万树《词律》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守律,是为一盛;戈载《词林正韵》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审音,是为二盛;张惠言《词选》出,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是为三盛;朱祖谋《彊村丛书》出,而后校雠乃有专家,是为四盛。词选的意义,在今人看来固然有普及经典和节省时间的作用,但在词家看来,选政之重大更在于“抉择其至精,为来学周行之示也”(况周颐为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所作序)。好的选本,可以为有意学词的素心人指出学词的康庄大道。

当然,万物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不同的词人,因其所私淑之流派,宗奉的风格不同,对词的取舍去就也有所差异。词学作为一种小众的“为己之学”,操选政者自身的个体差异也更为突出。龙榆生先生《选词标准论》一文指出:“选词之目的有四:一曰便歌,二曰传人,三曰开宗,四曰尊体;前二者依他,后二者为我。”除了便于流传的意义,选政之学更着重于推崇心仪之风格,开启宗尚之风气。操选政者,便很难在“为我”与“依他”“为人”之间做到双美。通行于世的彊村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便是这样一部“主观为己,客观为人”之作。彊村先生早年宗奉南宋吴文英《梦窗词》密丽险涩之风,重词之体格神志,而不重词之气韵生动,彊村词作亦有意法乳梦窗,故在《宋词三百首》(实有283首)中,吴文英词占25首,居数量之冠,周邦彦22首次之。梦窗之晦涩、清真之浑化,皆不易于初学者入门。而于东坡之雄奇俊逸,秦观之深婉清丽则有所抑黜,苏轼仅10首,秦观仅7首,且不录《念奴娇·赤壁怀古》《踏莎行·雾失楼台》一类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此畸轻畸重之失,一是由于门户之蔽,二是“为己”趣味压倒“度人”心愿。而彊村先生晚年亦认识到对梦窗尊崇太过,流弊不小,于是改学东坡,以东坡之疏宕济梦窗之质实。其学生夏承焘先生有诗赞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按:梦窗号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

夏承焘(1900——1989),字瞿禅,斋号月轮楼、天风阁。二十世纪著名词人、词学家。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早年曾问学于彊村先生朱祖谋。任教于之江大学、东吴大学。词风雄健旷逸,疏宕而有奇气,实可接武东坡,如“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浪淘沙·过七里泷》)、“弥天一老闲无事,坐替雷峰管夕阳。”(《鹧鸪天》)而又不乏家国兴亡之沉郁苍凉,堪为词史,如“换了尊前筝笛耳,听北风鼓角从天下。香影拍,忍重打。”(《贺新郎》)、“一片斜阳,谁教哀角又吹破。”(《台城路》)瞿禅先生词学尤精于词人谱牒之学及词韵声韵之学,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学著作,并对《白石道人歌曲》做了整理和破译。胡乔木与瞿禅先生信中称瞿禅先生为“一代词宗”,词学家施议对先生将瞿禅先生与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并称为“民国四大词人”。

夏承焘先生选《宋词三百首》,可视作对乃师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的一个隐微的学术对话。如前所述,朱选《宋词三百首》因门户及为己之故,有不易初学及畸轻畸重之蔽。而夏承焘先生选《宋词三百首》则无此弊端。以选作中的重要词人选词数量而论,苏轼12首、秦观8首、周邦彦8首、李清照7首、辛弃疾12首、姜夔10首,大致比较平均,能够反映各个作家的特点和宋词的整体面目,易于让初学者把握。而对于乃师素所推重而瞿禅先生颇有微词的吴文英(《天风阁学词日记》:“梦窗素所不喜”;《读张炎〈词源〉》:“他有些作品,读了数遍,还体会不出是说些什么”),选作中也以持平之心选其9首。申其缘故,固有词人中正平和之公心,也因为此选本本是一部立足普及的读物。1979年,夏承焘先生《髯瞿论词绝句》出版,广受好评。中华书局遂邀先生新编《宋词三百首》。此时正当十年内乱刚刚结束,国家民族处于百废待兴之际,传统文化经历了巨大冲击而亟需重建,此时所需的不是踵事增华的“为来学周行之示”,而是雪中送炭的文化普及。龙榆生先生说“(选词)往往因时代风气之不同,各异其趣”。如果说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产生于词学已为显学,填词已成风尚词且坛皆祖梦窗的晚清,其选本之潜在读者,乃是致力于倚声填词的文士,那么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则是为了在文化断层和重建的时代,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了解传统,亲近经典,尚友古人。也由于走出了象牙宝塔,摆脱了词坛积习,所以夏承焘选本不仅仅是从词学的视角,更是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去呈现宋词的经典意蕴。

也正是由于站在更高的文化历史视角,夏承焘先生对“民族词人”的作品情有独钟。这固然也有艺术的考虑,如缪钺先生所言“惟民族词人之作,沉郁悲凉,独超众类,谓南宋词之精华多在此类作品,亦无不可”。但更多的乃是时代精神使然。然而此“时代精神”固然有新中国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的因素,更和整个20世纪的民族氛围息息相关。抗日战争中,夏承焘先生和其他学人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杭州沦陷后,夏承焘先生辟地上海之际,曾发愿选一部能鼓舞民族精神的《宋词系》,“顷者辟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以授从游诸子。并取《诗大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名之曰《宋词系》”。而夏承焘先生《宋词三百首》,也延续了《宋词系》里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词人的推崇。夏选《宋词三百首》,除了已经典化了的辛弃疾、张元干、张孝祥等民族词人经典之作之外,还选了许多宋元之际爱国词人黍离之悲、西山之恸的作品。文天祥《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汪元量《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等作,为朱选《宋词三百首》不载。黄机《满江红》、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沁园春·次韵林南金赋愁》在选本中较为罕见,然词作沉郁顿挫、真气盘旋、酷似稼轩,可见瞿禅先生之只眼与匠心。而此后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以及瞿禅先生之学生周笃文先生的《宋百家词选》均选陈人杰《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一词,或由瞿禅先生导夫先路。而全书以宋宫昭仪王清蕙写亡国之悲的《满江红·自述》压卷,和选作中宋徽宗赵佶那首书写宫廷生活《南歌子》形成鲜明对比。“声音之道,与政通也。”(《礼记·乐记》)可以说,一部宋词史便是一部宋代史。清代词学家周济所言“词亦有史”,良有以矣。由此也可窥见瞿禅先生“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旨趣。

有趣的是,夏承焘先生早年曾撰《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认为著名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并非岳飞所作,文中指出“贺兰山阙”与岳飞直捣黄龙府方向不同,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贺兰山却在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恐不能指代金国。然夏先生在《宋词三百首》中却选了此词并归于岳飞名下,揣其深意,或是因为一是夏先生之说只是一家之言,尚无定论,公论仍需尊重,由此可见先生胸次;二是价值真实超越了历史真实,此词无论何人所作,体现有宋一代御侮卫国的民族精神是无疑的。如赵汀阳先生所说:“也许言传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往事真相,甚至有较大出入,但那些故事的‘言传’是个事实,而且在历史中起到了塑造文化和心理的作用,承载着历史的意义和价值。”故此词是否归于岳飞名下,这只是历史细节问题,而民族精神才是主流和内核,学词者切不可小学大遗。

为本书注释和赏析的吴无闻女士、周笃文先生、徐晋如先生均是诗词大家。吴无闻女士是夏承焘先生的遗孀,帮助夏承焘先生校注多部著作,词作亦深婉韶秀。如悼念先生之《贺新凉·戊辰五月十二日奉安先夫子夏承焘灵骨于千岛湖山墓地》“平生兴在林泉处。记流连、西湖北雁,竹筇麻屦。唤取桐君与严叟,还有南邻神姥。共商酌、诗词隽句。我有离愁如絮乱,任天风、吹梦成烟雾。鹃语咽,四山暮。”以健笔写哀情,殷殷感人。周笃文先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曾参与创建中华诗词学会并任副会长,词宗豪放派,雄健俊朗。著名诗人蔡厚示先生评其诗词“不拘一格,异彩纷呈”。徐晋如先生是当代著名诗人,有词集《红桑照海词》,词学家彭玉平先生评价道:“晋如为词寄意五代北宋。虽雅章短韵。而饶有生命之丹采。”由于赏析者均是作词的行家里手,故对所选词作均能从词心词笔的角度抉微。比如对晏殊《鹊踏枝》“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的赏析:“‘欲寄’二句,意转萧疏。于此可见,大晏的生命是恬淡的而非热烈的,是婉曲的而非劲直的。”对秦观《鹊桥仙》的赏析:“前面用‘忍顾’一句跌宕,更增加了后语反趯的力度,尤能见出笔法。”又如姜夔《暗香》《疏影》:“《暗香》《疏影》二词,自来说词者,多以为是有寄托之作,实则二词古谱见在,今依杨荫浏先生译谱,再三咏唱,只觉曲中一片和婉之气,殊无寄托词该有的沉郁悲凉之感。”赏析者能从词笔、词心乃至词谱的角度进行鉴赏,从而免于空疏皮相的翻译式解读。

选词和赏析,都是对词作的二度创作。而二度创作关系到人们对作品的接受、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的厚重。夏承焘选《宋词三百首》体现了几代词学人的心血心力,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也是词学特别是词选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在诗词在媒体和民间走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今天,此书可谓恰逢其时。

责任编辑:An Ju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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