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记录“80后”的精神成长

张柠：作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等。

《三城记》，张柠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宿舍625室，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张柠等人在畅谈文学遭遇到的危机。这次寝室中的对话就是后来被收入多种当代文学批评选的那篇著名论文《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张柠也开始以批评家的身份走入中国当代文坛。25年后，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甫一问世便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的小说语言会不会像文学评论一样理性十足？小说研究的功底能帮上创作的忙吗？

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左手理论、右手创作的大家不胜枚举，鲁郭茅巴老曹都是精通文学批评的杰出作家。然而在今天，作家与学者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以至于学者写小说一时成为文坛新闻。近年来，吴亮的《朝霞》、李陀的《无名指》、於可训的《地老天荒》等长篇小说的出版似乎掀起了一股知识分子创作热潮。

在张柠看来，这种现象不足为怪：“我觉得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写评论主要靠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需要调动形象思维。一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双屏手机，可以互相切换。”尽管二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张柠却可以没有障碍地自由转换。“学术思维逻辑性强，同时还要准备材料，泡图书馆，坐冷板登，最后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而在文学创作时，场景、人物、动作、画面等等会不断在我大脑中出现，接着我会把这些转化为一种比较合适的文学语言在纸上或电脑上呈现出来。”

虽然两种思维、两种身份有方方面面的区别，但却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作者与叙述者思想背景、语言表达、情态口吻的接近，对于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更便捷、也更容易抵达真实。《三城记》以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等为叙述场域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张柠并不满足于此。“不是说不能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环境、身边发生的故事，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一切要以人物性格的展开、故事的推进为准则。”张柠说。他写了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更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中，“我的主人公要在哪里生活，我就必须选哪个地方写。顾明笛身上有一种不断探索、寻找、突破现状的精神特质，对外界有好奇心。因此我写到了他到草原采访、到农村体验生活、到工人夜校给工友补习等很多象牙塔之外的生活。”

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往往希望借助人物表达看法，发表议论，而处理不好则会造成小说语言异化成学术语言，让读者“出戏”，影响阅读体验。“为什么有人把评论家写小说当作贬义词？原因就在于观念先行、议论太多，人物和作者是两张皮、一张嘴，人物成了作者的传声筒”，张柠说，“鲁迅的《呐喊》《彷徨》，杨绛的《洗澡》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大学问家的小说里都有议论，但却没有掉书袋子的感觉。”

为了克服这一学者型作家常出现的问题，张柠把重点放在表现人物行动上。批评家贺绍俊认为：“小说中的乌先生提出一个‘行动哲学’，他主张，关键是要有行动，要去做。这个行动哲学一下子把顾明笛征服了。乌先生的观念里有作家的影子。”

克制抢人物话筒的冲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写作时首先要把学者身份放弃，让人物占据你的大脑，通过智慧性的话语和人物的动作、性格来呈现，而不是议论，而不是说自己的”，张柠说，“有时为了塑造人物形象，需要讨论一些深奥的问题，但不能有学究气。比如我把德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卫德翔谈什么是哲学那段话，转化为普通的口语说出来，不懂哲学的人也能看懂。”

《三城记》写了很多知识群体之外的人物，这缘于张柠对知识与智慧的不同看法。小说可以通过写知识群体传递知识，但真正的智慧并不完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张柠认为，“有知识不意味着有智慧，很多民间人物更有智慧。你看工友夜校的农民聊天，谈到为什么强忍着乡愁留在城市？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家去？死后葬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跟爷爷奶奶、父母亲葬在一起？我写那部分写得自己都哭了。”

顾明笛到工友夜校和农民工聊天后，“被工友们叙述中的深厚情感打动了，又被他们貌似日常实则充满形而上品质的语言惊呆了。它不安中有沉着的一面，质朴中有深情的抒发，戏谑的腔调背后包含着严肃问题，比如生存困境和死亡焦虑。”这不仅是顾明笛的感受，也是张柠的感受。

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青年历来是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沉沦》中的“我”，子君、涓生、高觉新兄弟、林道静、梁生宝、孙少平兄弟等人物组成的青年形象谱系更成为时代的缩影，定格在文学史中。近年来，涂自强、陈金芳、张展等生动呈现出社会转型期青年一代的苦闷、彷徨、执著与探索。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最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写青年就是写时代。在这一点上，张柠的《三城记》与这些作品一脉相承，共同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主人公顾明笛出生于上海的小康之家，作为一个典型的“80后”，他们这代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早已解决了温饱，占据心灵的首要问题是精神问题。“顾明笛是当下中国城市青年的一类典型。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兄弟那种‘逆袭式’的人物不同，他的目标不是世俗的成功。考上大学，拿下一个博士学位，有一个城镇户口、稳定的工作，或者去赚钱，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有一种对完美人格的想象，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价值。”张柠这样评价自己笔下的人物。

小说开篇即讲到了顾明笛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不安于在公园管理处浑浑噩噩混日子，而是醉心于文学创作。尔后又发现创作遭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于是北上京城投身媒体行业，去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对象牙塔内的生活重燃向往，而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书斋生活亦充斥着虚伪，由此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南下广州，体验到岭南城市生活的活色生香。可以看到，顾明笛的游历，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个人事业的追求或两性情感的羁绊，而是寻找自我的冲动。

“这一代青年在寻找自我。顾明笛作为其中的代表，一直在想象自己应该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我想反映出他追求完美的过程和过程背后强烈的自我意识，后者是他人生轨迹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张柠说，“不表现出这些，很多人就不理解，你在上海好好的，有房子又有工作，为什么要辞职？”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顾明笛经历了中国最重要的三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在这里，他看不同的风景，经历各种各样的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可期或无望的爱情。这成为很多人把《三城记》看作成长小说的原因。正如张柠所说：“我是把《三城记》当作“80后”的精神成长史来写的。”

经历了这一切的顾明笛真正成长起来了吗？“顾明笛作为巨婴出现，经过上海、北京、广州，最后成长为健壮、健全的人，他离开了母亲，从一个‘妈宝男’走向民间、人民和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个能够和整个火热的时代形成某种关系的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评价说。

不过，顾明笛身上的“巨婴”特点也使他的成长受限。“顾明笛像一个巨婴，导致他最后几乎没有成长的原因是他没有遇到过大奸大恶，也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顾建平说。

作家徐则臣认为：“顾明笛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多余人’，在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会选择逃避。”

这种逃避性正是张柠心中理想型人格的特质之一。“顾明笛的性格自始至终有一种逃避性，他倾向于回归土地，动不动就钻进睡袋，土地、睡袋是子宫的隐喻。他身上具有一种返回母体的冲动，而这正是理想型人格的特征。无论是屈原、陶渊明，还是贾宝玉、顾明笛，潜意识里都有这种因素。”

或许，人物背后的反思力量与勇于行动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一句话，成长的过程比成长的结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