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就是普遍的

《李二的奔走》，薛喜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坦率地说，薛喜君的作品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如果不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为扶持本省中青年作家而策划组织的这套“野草莓丛书”在我曾经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个空白期还不知会继续多长时间。

在这个有了“百度”的时代，一般信息的获取实在便利得很。搜了一下，才知道这位薛喜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创作，近三十年的创作历史在我的阅读史中竟然还是空白，着实有点汗颜了。她这次进入“野草莓丛书”的是一本由8个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合集，其名为《李二的奔走》。集中阅读下来，的确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其创作比较突出的个性化特征。我想这8个中短篇小说如果是断断续续地来阅读，上述感受倒未必比集中阅读来得强烈，这样一来，倒是应验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那句老话。

在“百度”那还获悉：一些论者对薛喜君作品的评论中出现频率比较集中的几个关键词不外乎是“普通人”“小人物”“底层”一类。这的确是薛喜君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在这本《李二的奔走》中也不例外，诸如《落枣》中的五爷、《老榆树下的女人》中的卢梨花、《夜晚如歌》中的俞丽菁、《李二的奔走》中的李二、《酒馆》中的马玉翠和《一只鸟从窗前飞过》中的刘青芳莫不属于这类生活在“底层”中的“小人物”；至于《西风起舞》中的李志伟和《雪夜晚钟》中的向藤书，虽不似前面几位那么“小”，但充其量也就是个“九品芝麻官”之类的小干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普通人”。

薛喜君的作品就是由这样一批“普通人”撑起的天地，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所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评论总是会格外强调这一点。如果说仅仅只是以此作为对其小说写作取材特点的一种客观描述倒也无妨，但如果潜台词是暗含着一种价值的正评判则未免有点不那么确切，似乎只有这样才意味着作家深入生活关注民生体贴基层。其实不然，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中，位居社会底层的所谓“小人物”和“普通人”在数量上恐怕永远都是多数，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依然如此，所不同的大约只是一些具体指标的量化标准和结构比。因此，立足“底层”，关注“小人物”和“普通人”本质上就是在关注社会的基本面，是绝大多数写作者取材的一种常态，“普通”的就是普遍的，大可不必人为地刻意地将这种写作与另一些关注社会上层或精英面的作品对立起来，那些不过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所谓社会上层与精英同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自己的人生，而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本身就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是文学写作的普遍规律，不同的不过只是关注的点与面各有其侧重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的一些论者在谈到薛喜君的创作具有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和“普通人”特色时，还特别强调这位作家具有一种“悲悯”情怀，这也是我并不十分认同的一种评判。尽管“悲悯”的本意为哀伤而同情，对人间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且折射出一种博大的爱。但在我看来，这些似乎都应该是一位称职作家面对苦难时的一种基本底线，并不足以成为衡量评判作家作品的具体标准。或者说，如果仅仅以此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评判，一是过于单一，二则也未免泛化了些。比如面对苦难固然可以秉持“悲悯”的基本态度，但对造成苦难成因的追寻则远非“悲悯”二字就可涵盖得了。

澄清了本人对评判薛喜君作品评价中出现的两点不太全然认同的说法后，再来看这位作家的创作到底具有哪些特点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或许能更加贴近作品本身。综观出现在《李二的奔走》中的8个中短篇小说，取材大都地处社会最基层，或乡镇或油田或矿山，多以民生之艰难为主，而且这些个艰难也应和了老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生存的艰难、情感的艰难、成长的艰难等都出现在薛喜君的笔下；然而作者也不是一味地盯着艰难落笔，在艰难中，不时也有几抹亮色暖色出现：“普通人”的质朴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纯朴关系、为他人幸福而不惜隐忍自己的善良、为下一代健康成长而忍辱负重的奉献……这样的呈现既是作者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客观地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结果，更是作家尽情地拥抱坚实的土地、拥抱火热生活的结果。

与其说薛喜君在反映我们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艰难时充满着“悲悯”的情怀，倒不如说她的写作十分接地气，始终努力用一种发现的眼光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繁复与本真，因而作者投入的情感不仅限于悲悯，同时还有沉静与博爱、批判与赞美。这同样得益于作者始终立足于坚实的生活沃土深耕细作的结果。

最后，如果就我个人的阅读喜好来挑《李二的奔走》还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话，那就是整体的写作虽细腻饱满，但丰富性仍有待加强，比如作品氛围的营造、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走向都略显单一。艺术的真实虽只有一个，但抵达艺术真实的路径却未必只有一条。而这，同样需要作者的发现与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