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天文学如何传入中国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韩琦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源自西方，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在历史上，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拉开了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序幕。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转型，逐步实现了与西方科学的接轨，并最终发展成为与全世界一致的现代科学技术。正是因此，考察西方科学技术当时是循何渠道、通过哪种载体，以什么样方式传入中国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如何看待和接纳西方科学的，等等，成为中国科技史乃至史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韩琦教授的新著《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其中非常值得一读的一部。

纵观全书，《通天之学》隐含着三个关键词：耶稣会士、天文学、中国社会。要了解该书的意义，首先要从这三个关键词谈起。

耶稣会士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成员的统称。耶稣会由天主教徒罗耀拉（Loyola，14191-1556）创立。罗耀拉是西班牙贵族，曾先后在西班牙和法国求学，期间成功召集到一些同道，确议为重振天主教，维护教皇权威，要成立修会。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他们建立耶稣会。耶稣会组织严密，上下级关系严格，忠诚于教皇。其成立之初，受意大利大学的影响，罗耀拉把对数学的学习和教育写入了会规。耶稣会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1551年建立的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罗马学院除了教授神学以外，还高度重视哲学，并把数理科学作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加以讲授。罗马学院的数理科学教育具有很高的水准，著名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丁先生（Christoph Clavius，1538-1612）就是罗马学院的数学教授。正因为如此，耶稣会士一般具有深厚的神学素养和很高的科学水平，这为他们来华传教准备了基本条件。

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耶稣会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其中派人来华传教，是其努力的方向之一。被誉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三杰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耶稣会士，在神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利玛窦于1582年来中国，经过探索，他体悟到这样一个道理：要实现向中国民众传播天主教的目标，需要借欧洲科学来征服中国的士大夫，再通过士大夫来影响民众，最终使他们成为天主教信徒。利玛窦的这一认识为耶稣会所认可，之后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规则。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成为了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主体。《通天之学》把耶稣会士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之一的内在逻辑亦在于此。因为要说清楚明末清初西方科学向中国的传播，不研究耶稣会士是绝对不行的。《通天之学》由此入手，确实得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

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是以天文学为核心的。在古代中国，天文学是帝王之学，是用来证明其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古代帝王从天人感应理论出发，认为自己的政权来自上天所授。为了表明这一点，就要求编制的历法要符合天象，要求对日月食的推算要尽可能精确。明代所用历法是元代郭守敬编纂的《授时历》，该历至明晚期已经出现不小累积误差，在日月食预报方面屡屡失准。对此，朝野都有人吁求改订历法，呼吁访求精通历法的学者参与此事。耶稣会士此时来到中国，选择传播科学作为其传教事业的突破口，他们自然会聚焦到天文学领域。当时的西方天文学，已经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这确实是一个展示西方科学优越性的绝佳领域。《通天之学》一书专门记载了利玛窦写给罗马阿耳瓦列慈（GiovanniAlvarez）神父的信，要求耶稣会尽快派遣精通天文学的会士来华。利玛窦的吁请显然得到耶稣会的认可，嗣后，来华耶稣会士中，果然多有精通天文之士，他们不仅参与编纂历法，进入清代之后，还多年执掌钦天监权柄，真正做到了广义的“通天”——熟知天主教精神、精通天文学，还能与皇帝这个人世之天直接往来。韩琦教授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通天之学》，确实抓住了这个领域的精髓。

传教士要借助传播科学向中国传播天主教，不可避免要与中国社会发生互动。这中间会涉及政治，涉及文化，涉及人事纠纷，等等。《通天之学》一书将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力图完整勾勒明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作者在书中做了大量案例探讨，以案例来展示当时皇权和知识交织作用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各层次人士诸如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士大夫等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作者还具体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在朝臣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的目的。作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与已有的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深入的。

作者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天文学事件时代背景的全面把握，对所涉事件细节和相关人事的详尽揭示，是建立在其对历史资料的系统挖掘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探讨翔实而可信。《通天之学》一书旨在揭示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还原真实的历史，为此，作者系统查阅研读了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与欧洲所藏原始西文档案资料互证，为该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作者对上述资料的解读，填补了多项明清科学史研究的空白。资料充实是该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不夸张地说，作者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以坚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给读者描绘了一幅在全球史和跨文化视野下天主教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的写实画卷。

明末清初以来二百年间，传教士给我们传入了大量西方天文学知识，这些知识有不少已经属于近代天文学的范畴，但这些知识并未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人真正消化吸收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并使其在中国的大地扎根成长，是清末民初西方天文学再次传入中国，并被纳入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后的事了。历史的命运为何如此？对此，该书也有探讨。作者指出，科学的近代化关乎传播和接受两个方面，从传播方来看，耶稣会士的使命是传播福音，使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教义，传播科学并非他们的本意。从接受方来看，清初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严重恶化了传教士传播宗教和科学的氛围，即使康熙时期该教案得以平反，其后遗症也依然存在，不利于科学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传教士科学传播活动的黄金时期是康熙朝，但康熙本人对此所起作用却是功过参半。康熙喜欢西方科学，传教士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积极地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介绍了许多科学新知，但由于康熙未能理解，对新知识妄加褒贬，他的一言九鼎，导致很多新知识未能刊刻，只能在宫廷流行。康熙喜欢科学的目的并非是要发展科学，他关注的，一方面是满足实用的需求，一方面是以之作为炫耀的本钱。这样的态度，自然无法把科学推向社会，无法促成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康熙倡导的“西学东源”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国人的盲目自大，不利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除了作者所指出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应予考虑。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目的是为了传教，这使得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更多地迎合了中方对传播内容的要求——满足编纂历法的实际需求。在西方，天文学发展从哥白尼学说、第谷学说到伽利略、牛顿，已经脱离了实用需求，发展到了探索宇宙、揭开自然奥秘的阶段。西方天文学发展是为了寻找自然界的真理，我们却满足于实用需求，背离了科学发展的正途。在这种实用目的的驱使下，科学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这一教训，时至今日，我们尤应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