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者与寻找者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陈新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为后知后觉者，笔者在研究和教学中常常扪心自问或者面临学子提问：“寻找法律史上失踪者的意义何在?”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对此问题的回应，不妨借用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可以从于人于己两个维度展开。

对于失踪者而言，我们通过发掘前辈的法律故事，使近代法治的潜德幽光不至泯灭于历史长河，这是法史学人的职责本分。诚如初版序言所指出，“今天对他们的研究，既是重建史实，还以历史公道，亦能从中窥得思想与学术的传承，领会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体察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感悟人生与人心的变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乃应该去做也必须有人去做的事业。

对于寻找者而言，在青灯黄卷下感通先贤的法治往事，在历史面前秉持谦逊之心。例如，在沈家本的故事中，我发现在1911年资政院闭会时作为副总裁的他没有参加合影，原因是“举足触地毯裂口，致倾跌伤鼻，血流甚多，未预摄影”，对照资政院的会议速记录，可以看到直至闭会的前一天，年过七旬的他仍在会场上坚持到晚上十点半，为新刑律的最终议决保驾护航，这次意外受伤很可能是积劳与压力所致，其后果则是“自此多病”。沈氏在1913年便驾鹤西归，与此番事故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这位近代法律改革“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于中国法治可谓鞠躬尽瘁矣。

通过对多元资料的深度研读和均衡推理，探究历史真相，在此过程中培养学术自信。例如，在阔普通武与康有为的故事中，我发现学界聚讼不已的戊戌变法重要奏折《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著作权问题实际上与第三人梁启超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奏折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作品，在戊戌时期以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之名上奏。康有为在辛亥年间将该折窜改成《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但并非某些擅长考据的历史学家解读过度而认为其乃无中生有的“作伪”。从方法论反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乎?

寻找的过程虽然不免筚路蓝缕，却有邂逅知己、吾道不孤的惊喜，更能感悟陈寅恪先生在《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中的狮子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以此自勉，可纾缓时代焦虑。

就个人而言，通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可以置身于历史苍穹，体察时势，洞悉人性，少些执念，摆脱小我。失踪者与寻找者之间，形成了互为彼此的“此人懂我”关系。古人云“治史如断狱”，法律与历史，实乃一体之两面，世间一切皆会归入历史，评价自待有心有缘之人。

借用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或者高尚，历史终会做出裁判，人间对此焉能不怀敬畏之心?

(本文为《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增订版)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