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笔下的大书店

《买书琐记》(上下册)，范用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52.00元。

1931年10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了谢六逸的《茶话集》，收入徐调孚编“新中国文艺丛书”，全书分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随笔，收文十篇；第二部分主要是新闻学文章，收文八篇。在第一部分中有一篇《大小书店及其他》的文章，是谢六逸随笔中的精彩之作，曾选入范用编的《买书琐记》(三联书店版)，文中有一段写道：

“依我的偏见，如果毎条街上都有一二家有意义的书店和一所邮政分局，这便是国家富强的预兆了。视为文化事业之一的书店经营，并不是‘托辣斯式’‘百货店式’的一家大书店可以包办得了的。不幸十余年来，国内大资本的书店只有一家，于是从幼稚园的生徒以至未戴‘角帽’以前的少年青年的精神的粮食，一齐都被他们把持着：所有著作翻译的人都不得不仰他们的鼻息。主持‘编辑生杀权’的人物，正如镰仓长谷的大佛一样，巍巍然端着坐，一般‘善男信女’都顶礼膜拜于下，这个比喻并不算过分。……”

当初读到谢六逸的这段文字，便有些吃惊，作者并未点破被抨击的大书店究竟是哪一家，如从“国内大资本的书店只有一家”，以及下面的描述来看，应该是指商务印书馆。那么谢六逸这段充满怨气的文字，是不是说明他和商务印书馆有着不愉快经历？后在朋友们回忆的谢六逸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

谢六逸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17年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22年3月毕业归国后，经郑振铎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另一说是由谢六逸的老乡，也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周昌寿介绍的)，主要参与修订《综合英汉大辞典》，那时谢六逸和茅盾、郑振铎、徐调孚、胡愈之等共事，对于他在商务的经历，茅盾等朋友最了解，茅盾回忆道：

“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以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到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总该可以索解；至于‘督军’而必曰‘贵州’，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至少该当个把督军”(茅盾《忆六逸兄》，选自《谢六逸文集》)。

在朋友们的回忆中，谢六逸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又幽默平易近人的好人，但就在1922年12月，谢六逸仅仅在商务工作了九个月以后被辞退了。据商务印书馆档案资料记载，是“在馆外办事”，继续修订《综合英汉大辞典》。那么谢六逸为什么会被辞退？同在商务印书馆的茅盾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六逸那时之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确是‘呆呆‘而已，书馆编译所当局光景亦觉得这二百多人的编译所中多一个人，而六逸当然也只有装傻，叫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呆’，当然不会长久。于是在某次的照例‘人事异动’时，六逸被辞退了。我们知道这消息时，都很惊讶不平，振铎尤为愤慨，六逸默默不作声，似乎有点不能释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这还不是一个饭碗问题，而是感到被侮辱了。”(茅盾《悼六逸》，选自重庆《联合画报》1945年11月号)

从茅盾的回忆中来看，商务无端辞退对谢六逸绝对对他是个伤害，正如茅盾所言“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这还不是一个饭碗问题，而是感到被侮辱了。”谢六逸除了在文章中偶尔发发牢骚以外，并未专门写涉及被辞退之事。不过在《大小书店及其他》一文中，还有一段也是涉及大书店的弊端，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若就著作者的便利说，以书稿托付大书店，对于版税的着落，似乎可以放心。每年到了约定的时期，即把销售的部数与版税通知作者，也没有隐瞒版税或以多报少的弊病，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金钱主义’的信义心而来的结果，但根本上还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教科书的利息已经饱满得可以了。因此之故，对于书稿的出版就非常之慢。杂志的难产已经可笑了，而书稿印刷之姗姗，更加‘发松’。第一年交稿，第二年发排，第三年初校，第四年二校……第六年末校。经之营之，七年成之，于是定价四五角的书才放到发行所的高架上去。……”

在谢六逸出版的图书中，1931年以前的《西洋小说发达史》和《文坛逸话》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究竟是哪一本被商务拖欠了，并没有材料证明，倒是《西洋小说发达史》一书，谢六逸曾致信商务终止版权，赵景深曾在《文坛忆旧》“谢六逸”一章中写道：“《西洋小说发达史》是一本条理清晰的著作，但他后来读书愈多，感觉早年所作，颇多不满，便毅然决然地写信请商务停版，不再刊行，宁可损失版税，这都是他对于文学和教育认真的地方。”究竟为何终止版权，赵景深文中是一说，或有其他原因？

谢六逸《大小书店及其他》是针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大书局垄断经营、店大欺客等不公平现象，及小书店的艰难生存，友善经营等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其中有意或无意间，揭示了商务的无端辞退对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