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我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

最近，格非出版了新书《月落荒寺》，故事的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在貌似平常日常交往背后也暗潮汹涌。“月落荒寺”的书名或许指出了这个故事不落言筌的某种空灵感，每个人都怀抱着秘密，庸常的人际交往填塞着生活，究竟什么才是真？

早些年格非的《褐色鸟群》等影响了许多人的文学观，彼时的先锋小说也试图描绘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媒介更迭的互联网时代，格非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回应最初的问题，小说是否只是语言的事实？

在当代作家中，格非的写作一直试图跨越中国南北，说到新书的缘起，他说源于三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举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由其好友音乐评论家刘雪峰组织，从晚上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这八个多小时里，格非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典乐、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定了《月落荒寺》的框架。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隐身衣》，再到《月落荒寺》，格非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主题也有连续。

12月19日，围绕着小说《月落荒寺》，作家格非和张芬在清华大学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做了一场文学对谈，格非就自己的新书进行了分享，以下为格非演讲与分享内容。

八十年代：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

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剧变，这个时候文学不要说现代主义，整个读者群体都换一茬人了。

我有一次开会碰到杨庆祥，他说他把1980年代定义为是一个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非常准确。那个时候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浪漫主义时期，持续了不到十年。伴随着这样一个现代主义探索的终结。当中非常多的人，余华、苏童等等很多人都已经转向，转向一个新的写作方式。

我记得没有怎么转的就是北村、孙甘露，还有我，我们几个反应比较迟钝，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放掉吗？但是事实证明不放是不行的，我还是挣扎写了一些作品，明显感觉到原来支持你的动力不存在了，你写作的时候不可能获得在1980年代那种巨大的信心。没有这种信心，写作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在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是，我几乎就放弃了写作，差不多当中停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文学创作。我就读了个博士，开始大量读书，生活过得很悠闲，就那么过来了。

我写《人面桃花》的开头时在法国，虽然我喜欢寂寞，但是在法国过于寂寞，是不能忍受的，我呆了一个多月就回国了。之后很快被派到韩国，在韩国把《人面桃花》写完，大致是这样的过程。

我读作品的兴趣开始慢慢往前移，原来是现代主义，后来在现代主义周边，然后从现代主义周边慢慢过渡到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比如说从原来当年最喜欢读的福楼拜，回到巴尔扎克，回到拉伯雷，从拉伯雷开始往前到堂吉诃德，再往前可能到中世纪了，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荷马史诗》，会读《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等作品。

重新回到《奥德赛》以后，开始对西方文化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开始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演变，读了一部分哲学的著作。我觉得，你刚刚把一个东西写完之后，时代又得往前走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慢慢思考一些问题，写作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不直接去描写现实，什么作品我都能写，比如我写三部曲，三部曲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并不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包括《望春风》里面有一大部分不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东西。我有一个意图，就是说可能跟中国的城市化、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关。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向城市的巨大转变，这个不光是地理上或者文化上的，甚至是在所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所以，在写完《望春风》以后，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规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坚决不再写乡村题材作品。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迷人了，我们这个年龄，50来岁，特别喜欢怀旧，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里面就拔不出来，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必须了解新的时代变化，了解这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开始考虑中国的一个庞大的地理问题。虽然《月落荒寺》写了北京，但不表示我下一个作品也写北京。我希望把自己的笔触更多回到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中。这是我写《月落荒寺》的想法。

将事件放在时间长河中抵消焦虑

关于如何克服时代的焦虑，第一，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很多人不写作了，他们做生意去了，或者去写流行小说去了，或者做电影做什么，都有很多的变化。

如果对历史或者一个现实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它过于快，过于眼花缭乱，一时判断不清楚这个社会往什么地方走，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这个社会时间段放到更长的一个历史时间里加以考虑。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抵消你的焦虑，把它放到时间长河当中考虑。

要了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往前走，你需要把它放到两个坐标系：一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坐标系，一个放到西方思想。比如19世纪中期，城市化在英国已经确立了，那种所谓的乡村化的过程早就完结了，中国远远没有开始。这样一来，你把这个东西（城市化）放到一个西方文化史的脉络里面，同时放到中国文化史的脉络里面去，这样的话，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一些东西。

我在停止创作的10多年里，读的主要是古典的作品。我差不多从30出头是重新回到中国古典，从《左传》开始一步步读下来。这个过程其实我也写到《人面桃花》中，我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我读了很多方志，我们家乡一带的方志。非常大的冲动就是，我想了解我们镇江，扬州，江南、江北，一直到南京，这块地方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还有更高的、本质性的东西

楚云这个人物不是我在《月落荒寺》第一次写到的，她实际上是我的小说《隐身衣》里面的人物。我在写《月落荒寺》中的楚云时，如果把她写得过于具像、人物性格塑造得非常清晰的话，我担心会破坏《隐身衣》里那个人物的氛围。《隐身衣》里面有个没有名字，不过是脸被毁容的女人，有一个不知是她哥哥还是她丈夫的一个男人，住在一个乡间别墅里。我后来写《月落荒寺》，整个叙事的动力是从这个里面抽取出来的，把楚云和她哥哥的关系作为一个叙事动力，安插到《月落荒寺》里面来。

这样一来，我有一个直觉，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人写成一个普通人，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样一来，它势必会影响到《隐身衣》的存在。所以我人物设定的时候第一个考虑这个。第二个考虑，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和这个存在？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日常经验所能感知到的世界，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平时都看不到。我们读卢卡奇的著作就知道，这两个世界曾经是合二为一的，原来那个世界我们在西方通过从理性里面分化、派成出来的概念，比如上帝，是它来命名的这个世界。在中国，他基本上被认为是天，或者说道，或者说天地这样的概念，中国有所谓天人之说。

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作为经验世界的存在者，为什么会有生有死呢？怎么会突然会死掉呢？谁在规定你的生死，说明还有更高的本质性东西。

从这个角度，我们做一个比方，小说里面有两类人物：第一类人物没有什么好奇的，很容易分析的，比如林宜生，及其朋友圈的这些人，这些人有的当官有的做艺术策展人，跟我们大家差不多。唯一出现的异质性的人，就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她的世界跟所有人的世界是排斥的，她是异质性的存在，这个人就是楚云，她具有某种反抗性。从这个角度上来，楚云暗含着我个人对于我们生存当中的非常难解的，当然我们这个题目叫“重回神秘”，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神秘的，这个部分的一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