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面认识古希腊民主政治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晏绍祥 著，商务印书馆

继先后出版探讨希腊古典文明“史前史”的《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和“身后事”的《古典历史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佳作之后，晏绍祥教授终于在最新出版的专著《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2019年）里总结了自己多年以来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本身的研究心得。

这部厚达近700页的巨著被划分为简单明了的五部分内容，依次探讨了雅典民主制研究的学术史、古典时代之前希腊城邦的起源与发展、斯巴达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元素、雅典民主制和希腊其他城邦实行过的民主政治。作者的叙述分析以公元前5-4世纪的雅典民主制为核心（探讨雅典民主制这一“古典民主的典范”的第三章占据了全书中长达220页的篇幅），但其视野与笔触远远超出了古典雅典城邦的时空范畴。晏绍祥教授结合大量铭文、考古、成文史料和近现代东西方希腊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读者呈现了从荷马社会到希腊化时代、从西西里岛到比奥提亚地区的广阔时空范围内民主政治的萌芽、诞生、嬗变与终结的立体化进程，代表了中国古希腊史学界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这一主题的前沿研究水准。

本书在学术史梳理与学术观点介绍上的一个突出特色是非常重视中国学者对希腊民主政治的分析、评价与反思，这一特征是西方古典学界的同题材著作与国内学者的多数希腊史领域专著所不具备的。据笔者根据书后参考书目所进行的统计，晏绍祥教授在本书中参考的中文研究成果（尚不包含中文译著）多达120余种。该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晏绍祥教授对古希腊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观点、视角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我国知识分子对“民主（demokra⁃tia）”这一希腊文明元素自民国时代以来的浓厚兴趣与密切关注。当然，对中国学者成果的尊重并不妨碍晏绍祥教授在同一部著作里对格罗特、琼斯、芬利、汉森、奥斯邦、奥伯等一流欧美古典学家相关成果的如数家珍与批判借鉴。作者一方面对格罗特、芬利、汉森等人关于雅典民主制的经典研究进行了深入扎实的研读和高度凝练的概括，另一方面又公允地指出了当代希腊民主政治研究这一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领域中存在着的有失客观、借古喻今等问题。对东西方学者关于希腊民主制的浩瀚著作的兼收并蓄与批判反思汇聚成了本书导言中长达近60页的、充满智慧与历史厚重感的希腊民主制研究学术史。笔者认为，这篇导言可以作为供国内初涉古希腊政治史的学生与青年学者们学习、参考的重要指南性著作之一。

与之前汗牛充栋、不乏经典成果的同题材西文著作相比，《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对古希腊民主政治面貌的立体化呈现。在源远流长的古典学术史上，古希腊民主政治长期以来几乎被视作雅典城邦民主制的代名词。荷马时代朴素的军事、社会组织形式被贴上军事民主制（古典学家们很少将之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标签；古风时代的希腊被视为贵族统治的世界；古典时期的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与雅典并立的强大城邦被当作寡头制政体的代表；而阿尔哥斯、阿凯亚、叙拉古等地区各自实行过的民主制度也因为雅典作家着墨较少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晏绍祥教授在自己的新著中有意识地尝试打破对雅典民主制中心地位的过分强调，指出“如果说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走向民主政治，现有的证据已经表明，带有民主韵味的政治制度最早并不产生于雅典，甚至不是斯巴达，而是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并且“到古典时代，当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极致时，民主政治也并非独此一家。许多城邦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民主政治，并且被希腊人目为de⁃mokratia”（《古代希腊民主政治》，517页）。为此，在考察古风时代后期有史可考的新兴民主制城邦之前，晏绍祥教授先将目光对准了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由于作者拥有在著述《荷马社会研究》时打下的坚实学术基础，《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这部分内容清晰、准确、令人信服地呈现了荷马时代的希腊民主制萌芽。晏绍祥教授向我们指出，雅典等城邦在古典时代发达、成熟、成功的民主制度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自荷马时代以降数百年的历史中萌芽、酝酿、成长并经受环境考验后积累起来的政治成就。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希腊其他城邦的民主政治”）中，晏绍祥教授又以阿尔哥斯、比奥提亚同盟、叙拉古、阿凯亚同盟等4个典型案例分析了雅典之外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多元化特征。这些内容既吸收了西方古典学界对雅典、斯巴达以外的“次要”城邦的前沿研究成果，又通过探讨民主政治多样性的独特视角向读者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叙述模式。

在对雅典民主制这一经典题材的处理中，笔者认为最具特色的一段内容是作者对“演说家的角色”（同上，459-474页）的思考与评价。在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和康纳等现当代学者论著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西方与中国学者将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活跃于雅典的演说家视为讨好、煽动民众的“蛊惑家”和城邦危机的表征。晏绍祥教授从口传文化在雅典城邦文明中的重要性入手，为阿提卡演说家们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辩护。他指出，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还只是一个识字率较低的初级文字社会。相当一部分雅典公民的识字水平可能非常低下；其他公民对书面文献的利用也受到经济成本等因素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口传文化显然占有重要地位”（同上，469页）。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头辩论；人们在辩论中重口头证据而轻视文本证据；在法庭诉讼中，即便已经写好了讼书，证人也需像临时发表那样在现场背诵。因此，“演说家的存在，是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城邦历史的要求”（同上，470页）。晏绍祥教授认为，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现象，与民主政治及演说家无关；将雅典城邦的衰落同阿提卡演说家道德败坏作用挂钩的看法无法解释这个城邦衰退期为何长达百余年之久，其时间跨度甚至超过中国的不少王朝。在这些令人信服的分析基础上，作者给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论：“因此，所谓演说造成民主政治衰落的说法，不过是从古典到现代那些不愿承认民众也能治理好国家的所谓精英们创造出来的神话，缺乏历史事实充分的支撑。”（同上，474页）

如前所述，《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已对希腊民主制这一主题提供了全面的、立体化的叙述与分析。从精益求精的角度看，笔者认为本书对于希腊民主政治的思想成就——设计理想民主社会治理模式的宏伟蓝图——的论述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可能由于追求主题集中或避免重复《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中的相关论述的缘故，本书对希腊民主制的文化成就总体上着墨不多。在全书结语中，晏绍祥教授重点补充了民主政治所提供的宽松社会环境对古希腊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分支的促进作用，指出“在今人看来，民主政治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创造了希腊人辉煌灿烂的文化”（同上，620页）。这些看法无疑是合理的。然而，笔者认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文化贡献不仅仅是为文学艺术的成长提供了自由土壤，还在于通过其代言人直接发表、建立了承载着民主制文明美好理想的政治宣言与文化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索福克勒斯对提修斯作为雅典民主制缔造者的光辉形象塑造并不具备史料价值，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利克里在阵亡战士葬礼上震撼人心的演说或许出于史家修昔底德的虚构，这些文本及其所承载的民主政治理想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影响都是不容否认的。在很大程度上，衔接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桥梁恰恰是这些文本与理想，而非雅典卫城与罗马广场的断壁残垣。因此，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辩护、代言、设计蓝图或提出善意批评的知识精英们——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所作出的思想文化贡献似乎也完全有理由在本书中占据一部分独立篇幅。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同时问世的张新刚博士新著《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恰恰选择了城邦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对雅典民主制的政治文化建树进行了同晏绍祥教授殊途同归的精彩分析。中文世界的广大读者如将这两部专著结合起来阅读，便可大致对古希腊政治文明在制度、实践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的成败得失形成较为全面、客观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