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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晞评《西医来华十记》:晚清在华西医实相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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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来华十记》,苏精 著,中华书局,2019年12月,68.00元

19世纪前,“西医”和“中医”这两个名词在中文世界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是西方医学输入的直接产物。“西医”一词稍早于“中医”出现,初期曾以国名称之:“欧罗巴各国医道”“英吉利国医生”等。第一位采纳“西医”术语的是林则徐,1840年前后他雇人翻译的《华事夷言》中有“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钦天监,曾带西医与各官府往来,借行克力斯顿教,是以教师必先晓医道,方能为人所说。”(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504页)林则徐应当是清政府中最早接触近代西医的最高级官员了,1839年他以钦差大臣身份抵广州后,曾间接地请广州眼科医馆的西医生伯驾为其治病。《华事夷言》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抗英期间为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而编译的资料集,起首第一篇就是探讨东西方科学技术的不同:“火药外国未用时,中国已有之;罗针由中国海船行至西洋。……惟种牛痘一法,系由西洋传至粤。”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给华人接种牛痘,此事件被认为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正式开端,也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自1873年《中西闻见录》连载英国医生德贞的《牛痘考》以来,几乎所有从事医学史研究的大学者都有文章涉及牛痘入华史实考,比如1910年陈垣的《牛痘入中国考略》,王吉民和范行准的研究专著等。然而,皮尔逊究竟是在哪一天给国人施种牛痘?却未见有学者和文章提及。难道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没有记载吗?事实上,是有的。

1805年5月27日,广州商馆的档案簿上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天皮尔逊先生以痘苗开始接种。”

这份留存在东印度公司档案卷宗中的信息,转引自苏精《西医来华十记》中《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西医来华》一文(第16页),原文撰写于2009年,这篇被苏精先生称为“医学史的第一篇杂记”直接破解了西医传入的关键性问题。

苏精先生的研究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兴趣在印刷出版、翻译和学校教育领域。业内同行都知道,数十年来,他研究坚持以档案馆所藏传教士书信手稿为准的研究风格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其学风和学品有口皆碑。上个世纪,世界各地的档案馆,均不允许复印档案,更没有数码相机可以任意翻拍书信手稿的先例,档案资料只能用铅笔摘抄。这样的体验,是所有在档案馆查阅资料的研究者都拥有的共同记忆。2018年,入选《新京报》十大好书之《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苏精著,中华书局,2018年),就是苏精先生在 260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基础上铸成的。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原本不在他的研究范围,只是“我在抄录过程中,经常会见到有关他们的医学活动的记载,觉得很有意思的……实在舍不得弃而不顾,而且传教士档案数量庞大,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一旦放过这些有意思而珍贵史料,回头再找极不容易,于是便顺便抄录下”。(第1页)

2019年,苏精先生根据日积月累抄录的书信档案,著成《西医来华十记》(以下简称《十记》)。

所谓十记,并非指十个人或十件事,作者只是将内容分成十个章节,时间自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来华,随船医生在香港、广州和澳门开始的零星医疗活动(1775年),至在华西医院与西医教育初见规模的民国中期(1928年),记述了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具体内容或以某一时段的一群医生的医疗活动为核心论述,比如东印度公司医生的群像写照(第一章);或以医生个人在华经历为主线展现西医输入的动态过程,比如英国医生雒颉自筹经费,建立上海与北京首家施医院的经过(第三章)、美国女医生赖马西在华46年创办女子盲人学校——明心书院的历程(第八章);英国医生笪达文确立的上海仁济医院管理模式(第九章);或是以最原始的史料揭示近代史上著名的医学文化事件的前因后果,比如近代最有影响力第一本西医译著《全体新论》的翻译出版动机(第四章)、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台湾失败的医学教育(第七章);或是填补了一些“以往论者不知”的空白,伯驾在新加坡的医疗活动(第二章),首位华人西医生黄宽的尴尬人生(第五章),披露了晚清华人西医生和学徒的名字(第六、十章)。作者希望能比较深入而清楚地勾勒出西医来华史上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十九世纪中叶西医在华的角色与处境。

其实,《十记》涉及的几位西医生如伯驾、合信和雒颉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既有专著或海外学者研究的译著,也有多篇博士论文就某位医生或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探讨。其中,合信和他所译著之《全体新论》在近代西学传入过程中有着象征性意义,《全体新论》更是成为西学知识代表的文化符号,对其研究早已越出了医学史范畴,进入翻译史、出版史和思想文化史学者的研究视阈。

那么,《十记》的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该书有两大显著的特点或是贡献,一、全书由西文档案着手,辅以同时期的中西文资料,尽可能书写“真实发生过的往事”,并纠正了诸多“前说的史实错误”。作者凭藉当代学者罕见的对十九世纪传教士天书般手稿的辨析功力,在海量的书信、随记、医学报告和各类医院账册中小心翼翼地爬梳,不放过任何细节和信息,甚至不厌繁琐地进行核算,统计出维持医院生存的具体数字。二、苏精先生自述是医学史的门外行,担心著作因为没有“预先系统性规划”而不成体系。然而,游离在某一研究领域之外的最大好处就是作者的研究旨趣和问题意识不可能受到既存的固化模式影响。《十记》纯粹围绕档案所抄录的内容展开,触及了近代西医传入研究中某些被视而不见的历史问题,比如早期华人学徒在西医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如何理解西式医院经营的经济模式?这是西方医学在华得以生存的基本问题,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目前国内关于医院史的研究要么不触及实质性的经济问题,要么以零星的碎片资料绘制建院史,说实话,诸如此类的研究是无法搭建一所真正的医院的。

看似没有关联的十章内容,却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呈现了西医在华传播的脉络和整体关照,由此解析出被既往解释框架所遮蔽的史实。《十记》所关注的问题或许可以从某个角度提示专业的研究者,近代西医在华史的研究可能有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与探讨,本文就苏精著作引伸出三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详细论述。

一、西医生的深层焦虑

史景迁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中有一个章节以“治形体之病,救异教之魂”为题讨论了广州眼科医馆创始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的在华经历。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伯驾——这位世界上第一位专职医学传教士的深层焦虑,因为整日忙于免费为华人治病,无法完成传教团布置的传教任务。伯驾因为难以协调医生与传教士的双重身份,长期处在自责与被传教团误解的精神困顿中。史景迁尝试着为伯驾辩护,因为他在工作中重视医疗,并受“技术”的限制,致使他未能在传教事业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虽然史景迁的研究没有涉及后伯驾时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具体进展,但他注重医学传教士身份认同的分析思路,为近代西医传入的研究定下基调:围绕着医学传教与医学传播轨迹展开。如史景迁所描绘的早期在华西医生纠葛在“医学”与“传教”间的矛盾心理在《十记》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生动而具体的呈现。

众所周知,苏精对英文手写书信和报告的解析功力在汉语世界无人望其项背,而他也只相信自己在书信档案中看见的历史并将之忠实地描绘出来,《十记》中有些篇章虽不能全面还原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但他尽最大努力地让我们接近“真实发生的往事”,至少可以披露出某些实相,比如,他敏锐地发现早期在华西医生群体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传教医生的精神压力?

第一位公开提倡要求西方国家派医生来华辅助传教的是东印度公司船医郭雷枢,按既往的史书记载,郭雷枢的想法源于自己替华人治病的真实体验,他在澳门开设的眼科医馆共计接诊过四千余名中国病人,他倡导医生介入传教,是相信医生可以改善英国商人在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又可辅助传教。从结果来看,郭雷枢的出发点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苏精在仔细研读郭雷枢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通信后,对此问题作了新的解析。首先,东印度公司船医与上岸的商馆医生的工资待遇是不等的,郭雷枢及其他商馆医生是薪金不足而不得不从事商业活动,从而有机会接触华人,将医疗活动扩展到华人群体,进一步关注华人的健康福祉,推广种牛痘等。其次,东印度董事会对船医们进行慈善医疗活动并不感兴趣,甚至拒绝在他们的退休金予以更多的回报。郭雷枢们的焦虑在于,他们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展开医疗活动,但他们自寻出路的方式却难以获取公司的支持。于是,郭雷枢将自己的医疗活动引向改变东印度的形象和外国人的声誉,“他清楚地表示自己为华人治病,既是为了行善而行善,也有感于此举可以提高他自己和东印度公司在华人中的声誉”。在苏精看来,“东印度公司人员引介西医来华的积极的态度与慈善作为,显示一般人对他们唯利是图的刻板印象并不完全妥当。不过,如果将他们的引介西医,解读为完全出于对华人的慈善之心,则不免是一厢情愿与过甚其词。他们的善意无可怀疑,但他们同时也是基于英国和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与商业利益,期望借着西方近代医学的进步与成就,让中国人改变对他们的印象,从而改善双方的关系,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商业活动”。(43-44页)《十记》将郭雷枢们的原始动机从档案的底层中梳理了出来。

在近代西医知识传入过程中,英国医生合信有着多项开拓性的贡献与成就,对中国医学和近代思想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近代史中被研究最多的西医生。当代学者多是通过王韬的评价来认识合信的为人,印象中他是“为人谦逊和蔼,谨默肫笃,有古君子之风”,他主持的惠爱医馆“几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合信的个人书信收藏在英国维康医学图书馆和伦敦会的档案中,不难查询。然而,苏精在合信与伦敦会秘书和香港传教士之间的来往信件中却发现了一段鲜人知的历史,此事发生在1854年 11月25日,当合信获知伦敦会决定派遣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医生学位的华人医生黄宽到广州协助他的工作时,他迫不及待地写给伦敦会秘书确表示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希望您不要接受这项建议,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将是危险的实验。有人告诉我,他(黄宽)相当合作,但是以往的经验让我不愿和他有职务上的关系,他可能成为让我焦虑的来源。而且即使他确有良好的教育和稳健的性格,也无法赋予太多责任和信赖,也无法如欧洲一样获得中国人有尊敬。”(169-170页)

合信对黄宽极不友善的态度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广州,当合信意识到自己无法阻止黄宽到位时,便通过总部告诫黄宽:1、不得私自在外看病:2、到职后表现出像个中国人,而非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相信所有的人读到合信的这封信中国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在华一向努力致力于传播医学知识,也教导中国学徒习医,还曾募款试图为中国人建立西医学校,现在来了一位中国人西医黄宽,岂不是合信扩大多年努力成果的一大助与机会,甚至还可望实现建立医学校的心愿,何以却反对黄宽到如此激烈的地步?”(172页)苏精说合信的表现有些“气急败坏”。(170页)《十记》以合信与伦敦会和香港传教团频繁往来的书信还原了合信对待华人真实心态,他不能容许或接受一位与他有同样的知识背景并享有与他同等地位的中国人,这是欧洲白人无法克服的优越心理使然,他的焦虑在于华人医生黄宽到来,会影响到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合信在对待华人医生或在与华人合作时所表现出的傲慢无礼态度,在晚清白人西医群体中具有普遍意义,只是我们现在的研究多依据公开发表的医学报告或零星可阅读的书信,这些陈式化的报告和官样的术语均以报道医院成就为目的,强调医生或医院如何克服困难赢得社会信任,以及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在他们叙事中基本无视华人的贡献,但如合信这般在同时代人的记忆和书信中所呈现两副面孔(Double Face)亦是比较少见的。

传教医生们类似的焦虑在《十记》的其他章节中都能感觉到,从大量的书信、报告与争执中反映出的历史实相是,传教与医疗间冲突并不是他们精神困顿的最主要原因,也不是传教医生与传教团的根本分歧所在,他们根本性的焦虑是“钱”:维持医院的钱、保证个人生活的收入以及象征着外人与华人不平等的薪资,从本质而言,这是现代医院在华发展过程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二、慈善医院是如何经营的?

近十年来医患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时常会看到网上有人撰写早期教会医院的文章,十分羡慕百年前西式医院在华初建时和谐的生态环境,外国医生技艺高超,礼貌优雅,中国病人感恩医院的免费救治。的确,在教会报告中最常见的场景是:医生“每天都忙于医疗工作,病人拥挤着到我这儿来,数量多到实在不可能看得完。……有时我一天看三百名病人,几乎每天都超过两百人,街道上都是人,整天就想挤进来,他们日复一日来候诊,直到看了病为止”。(83页)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曾记到英国汉学家苏慧廉在温州设的医局,“西医局即苏教士所开,洋房,有花园极好。饭食亦由局供给,不必自带也”(孙诒让:《家书》,《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第640页)。这些文字留传给现代人的印象是,晚清教会医院就是慈善的代名词。

医药是免费的,甚至还能提供膳食。如此高大上的慈善医院如何经营?庞大的维持经费又是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引起研究经济史和经济管理的学者兴趣,但目前还很少有这类专家涉足这一领域。《十记》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替医院算的帐,苏精先生极有耐心地清理了东印度公司、上海仁济医院的账册,考察赖西马创明心书院的筹款经过,核算成本和经费来源,整理出医院的经营模式和资产积累方式,并由医院资产管理的结构分析医院性质,基本弄清楚教会医院创立、发展和壮大的经济基础。换言之,他为中国由传统诊疗方式向近代医学转型算了一笔经济账,为西医之所以能在华立足,赢得人心提供了坚实而有说服力的依据。《十记》理清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教会医院发展的主要经费不是传教团提供的;二、不是所有传教士医生参与的医院都是教会医院。

以上海仁济医院为例,这所有着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医院是由英国伦敦会创建的,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上海的城市健康卫生建设,清末民初被上海市工部局指定为社会医疗救助单位,免费为市民接种牛痘,在疫情爆发期间转身成为抗疫的公益医院。仁济医院过于世俗化的社会关怀特色被研究者们理解是教会医院慈善理念的具体体现。但苏精的研究却提供了另一个更合理的历史解释,伦敦会早在“1860年中失去仁济医院的经营权”,医院的建筑与土地由上海本地的英国商人拥有和管理,直到1905年初才被伦敦会收回管理权。其中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上海仁济医院不是教会医院,它就是一所由医生管理与经营的同仁医院,世俗化和市场化的特质决定了它是一所服务于上海市民的社区医院。初创时期的仁济医院完全免费,第一个十年共计诊治病人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平均每年一万两千人左右。慈善医院经营所需资金从何而来?没有教会经费支持的教会医院长期面临资金匮乏难以为继的困境,医院管理者只有通过“自养”维护医院发展,以完成“慈善”的目标。《十记》中整理列举了医院通常采用方式:

自筹:仁济建立的经费完全来自于创始人雒颉个人筹措,没有动用伦敦会的一点费用,他在伦敦会的信中清楚地表示:“已落成的新医院不是本会的财产,由于是以本地捐款偿付的,医院属于一个委员会所有。”(96页)仁济医院的经费一直是由驻沪商人、外交官和医生联合成立的保产委员会管理,伦敦会从未执掌过仁济医院的经济大权。赖马西初创中国第一所盲人女子医院——明心书院的费用竟然是她从自已诊费下扣留下来的,甚至还得自己赚钱养活手下十名助手(267页)。

捐款:“为中国人提供免费医疗,其经费来源则依赖公众的捐款”(100页)。早期捐款者以英美国政客、商人或洋行居多,帝国海关的华洋关员也是医院捐款的主力;其次与传教医生本人有私人关系的教友,有些医生的在国内的老师和但是来源和多少并不稳定,易受到人事变动和经济景气等因素的影响,“几乎每年捐款人大会的讨论都要涉及收支平衡的难题”(100页)。苏精曾为仁济医院算过一笔账,1846年建立院舍的捐款,此后每年都有人解囊支持医院,仁济每年的年报也刊载捐款人名单与金额,从1847至1857雒颉在职的十一年间,仁济医院获得捐款最少的是1849年的四百三十四元,其他各年都在六百元以上,最多的是1854年的九百五十四元。上海开埠初期的外人实在不多,1840年代的捐款人每年不到三十名,进入1850年代后捐款人增加,都在三十名至六十几名之间(100页)。教会医院的管理者认为免费医疗是提供给华人,但发现中国人总是吝于捐助,对此颇有不满。

建立病人付费制度:十九世纪末西式医院普遍建立收费制度,仁济医院负责人笪达文认为,随着医院就诊病人的增多,“这是中国人已经感受到西方医药与传教医生的价值,既然获得利益就应付费,同时有些不需要上医院却贪图免费而来的人会因为收费而却步,因此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使得真正需要治疗的贫穷病人受惠更多”(304页)。收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慈善,这是西方医生传输的正确的慈善理念,收费与慈善之间逻辑的关系,恐怕难以让华人在短时期内接受与理解。

资产重组:上海仁济医院的扩建的经费便是一个显例,雒颉回国前将他购置的土地捐赠给伦敦会,仁济医院之后的经费亦是由雒颉出资的,医院出售该资产用于医院扩建,也就是说,仁济医院的壮大一部分资金是来自房地产增值后产生的经济效应。

免费病床基金:至二十世纪初期,教会医院已实施收费制度,为了嘉惠穷苦病人,延续医院慈善形象,又设计出公众认捐免费病床的模式,之后再发展为免费病床基金,办法将捐款人的费用作为永久基金,利息足以支持一张病床,并将捐款人的名字留刻医院入门大厅或挂在床头。这一方法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捐款,而且后来为华人借鉴运用在医院筹建中。

西式医院的资金运作与管理是近代西医传入中不可回避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与免费医疗服务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西医院不收费的慈善医疗与传统社会不收穷人诊费的良医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中国病人仍旧会以赠送匾额的传统方式赞美医学传教士无偿的奉献,但传教士们并不完全接受这种方式,他们会出售匾额,将转换的资金投入医院建设,同时诟病华人不愿捐款支持医院的免费治疗。这种新型的医院治疗模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医患关系和伦理道德。如何分析研究慈善医院的运作模式,正视这种医疗模式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迁,《十记》提供一个有效的示范。

三、捕捉西医院中的华人身影:助手和学徒

《十记》多次提到教会医院有三个功能:医疗、救助与传教,在我看来还遗漏一个重要功能:教育,西医院是训练华人学徒的重要场所。

二十世纪前,西医生的周围一直有着华人的身影,除了黄宽和福建女医许金訇是在西方受过医学教育外,大部分华人学子都是在中国的医院的培训班中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身份是助手(helper,assistant),或是学生(pupil,student),在医院中他们主要协助西医生应付忙碌的工作,传教医生同时又有意地训练华人助手掌握基本的医学知识与技术,他们从学徒做起,跟随西医生 临床实践,逐步成长为可独当一面的医生。据1887年广州传教医生谭臣统计,全国共计有传教医生一百六十四人,1890年全国基督教大会统计全国计六十所教会医院和四十一家诊所。按此数据推算,假设一家医院、一个诊所或一位医生只有一位华人助手,那么,二十世纪前至少有数百位经受西医训练的华人助手或学徒活跃在医院中和手术台前,或行走在外国医生的身旁。然而,除了前面几位极个别的代表人物,绝大数华人学徒的名字都淹没在了浩瀚的档案中,无人知晓。

幸亏,苏精对这批人物深感兴趣,《十记》中有三章是专门介绍华人医生和学徒的内容,“记述了十九世纪学习西医的中国人,包括到爱丁堡求学的黄宽、在上海担任学徒的黄春甫,以及一些学徒出身的中国西医,希望能了解他们的习医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各种难题。”作者还原了传教医生的书信和报告中的华人形象,列述了从香港、台湾、广州到上海、北京和天津医院中诸位华人助手和学徒的姓名,详述他们在医学传教与知识传播中担当的角色,其中有协助合信翻译《全体新论》的陈亚本,替伦敦会开拓北京和天津医学传教事业的满人学徒白瑜、协和医学堂教习的李绍祖。在回溯西方医生筚路蓝缕开拓医学在华传播事业时,苏精认为这批曾经被他们的老师如合信、雒颉和德贞的名声所遮蔽了的华人助手和学徒,虽然在“医疗活动中只是辅助性甚至打杂的角色,却是西医学在华传播不可或缺的人物”。正是这批名不见经传小人物帮助传教团开拓西医传播的空间,维护了西医院的正常运转,与西医生共同推进了西医知识的在华传播。

在西医知识在华传播的研究中,异质文化的“本土化”特质是目前研究者比较热衷讨论的话题,只是我们的研究习惯性将视野聚焦在外国医生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化,为西医知识“本土化”而出的努力,或是关注在西方受教育归国的华人西医生所创建中国特色的西医体制,基本忽略了第一代西医受业者在这场跨文化传播中的贡献,如果说外国医生搭建了近代西方宗教、文化和科学知识入华的桥梁,那么,这批西医学徒则担当传教医生与华人沟通的重任,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本身就是西医在地化的结果。

苏精先生关注华人在西医入华进程中的作用,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在设计书稿时“希望能同时从施与受双方的视角,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人与事交织而成的各种现象与意涵”,他也因此尽量留意手稿和书信中记录的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与行为。只是这些信息由西方人的记载中捕获,多少承载了西人对中国人的期待、愿望与想象。在此,想与苏精先生探讨的是,所谓中国人的态度,若是由西方人来表述的,这其中会有多少华人的真正的想法,而又有多少是他们想象的结果?比如第七章讨论梅威令教育的失败原因,传教团和梅威令都归结于没有获得李鸿章的支持。事实上,对梅威令而言,其人生中最重要和辉煌的时刻是与李鸿章见面,然而,在中文史料中,梅威令的名字和两人这段交织从未出现在李鸿章任何官方或私人记录中,梅威令和传教团是否真正了解李鸿章对待西医的态度,是很值得怀疑的。而这一事件若从中方的角度叙述,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版本,可惜《十记》没有提供任何中文的资料。

《十记》研究的都是“十九世纪初年西医来华过程中的人与事”(2页)。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会被“同情之理解”的情绪所牵绊,尤其是在阅读了传主大量的书信后,会沉浸到研究对象的情感中,影响到历史学从业者应有的客观而理性的判断。晚清在华医学传教士长期处在神学传教与世俗医疗的压力中,环境造就这群人的思想与行动充满了矛盾,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始终是医学史研究中最难处理与把握的问题,《十记》通过实证来论说这段历史,客观地描绘这群人的信仰、信念、思想与行动,堪称是一部晚清在华西医的实相录,而作者在历史人物研究中表现出的冷静而公正的批判态度令人敬佩。

十九世纪西医来华是西方医学全球扩散的产物,中国社会在接受西医的同时卷入了世界医学发展浪潮,在医学科学的推到下逐步完成了本土医学的转型。以西文史料支撑的《十记》,其实是一个从西方视野看西医在华落地历程的研究成果,医学知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相关度究竟如何解析,依然有着无数种的可能和路径,这是我读《十记》后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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