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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条文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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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录》,(日)南条文雄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学僧南条文雄(1849-1927)从1879年2月到1884年3月整整五年间,在英国牛津大学随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学习梵语有成,归国后成为日本近代梵语学和佛教学的奠基者。与南条有关的史料和著作,一直是我关注和搜集的一个重点。最近因为读到新出版的其自传《怀旧录》的汉译本,就打算借此机会把以前搜集到的一些相关史料介绍出来,也许会有一些订补旧闻的价值。

南条随缪勒学梵语时,先是由助教麦克唐奈(Arthur Anthony Macdonell,1854-1930)教授语法,待有一定基础后才由缪勒亲自导读原典。南条在《怀旧录》中提到,他在日本就读大谷派育英教校期间,曾经看过该校英语教师舟桥振翻译的《梵语小文典》,到牛津后又得重读其原本(汉译本第108页)。这部《小文典》就是《散斯克小文典》(上中下三册,京都:真宗东派本愿寺教育课,明治十年[1877]十二月),原本是威廉斯(Sir Monier Monier-Williams,1819-1899)编的《梵语手册》(Sanskrit Manuel for Composition,参看我写的《〈散斯克小文典〉——读〈纯常子枝语〉札记之一》,《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1-06-19)。不过这里南条的记忆有误,因为《小文典》的译者并非舟桥,而是栗原重冬。舟桥只翻译了威廉斯的序言,他的真正身份是全书的校阅者。

《怀旧录》(东京:大雄阁,昭和二年[1927]九月)定稿于南条暮年,出版后当年他就去世了,所以内容上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比如他认为缪勒夫人是近代著名美术评论家、牛津大学美术教授Ruskin之女(第155页),这个Ruskin指的应该就是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不过缪勒夫人娘家姓格伦费尔(Grenfell),跟罗斯金并没有关系。南条还说缪勒生有一男二女,他参加过次女的婚礼,该女嫁给了麦克唐奈(第155页)。这几乎都是错误的。缪勒夫妇一共生有一男三女。长子Wilhelm(1862-1919)是个埃及学家,1888年移民美国。长女Ada早夭,南条未及见到。次女Mary,南条参加的应该是她的婚礼,不过她的夫婿姓Conybeare,不是麦克唐奈。三女Beatrice的丈夫姓Colyer-Fergusson,也和麦克唐奈无关。这些问题只要查一下缪勒夫人编的两卷本《缪勒的生平与通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Friedrich Max Müller,1902)都能解决。顺便提一句,此书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还是缪勒夫人的签赠本(友人周运的发现)。

留学牛津期间,南条结识了中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使团中的随员、金陵刻经处的创立者杨文会(字仁山,1837-1911),因此机缘引发后来中国散逸佛学章疏从日本的回流和翻刻,并最终演为改变中国近代佛教史的一大事件。以前的学者都以为南条和杨文会只在英国见过面,但是自从发现南条写跋,今泉雄作(1850-1931;《怀旧录》汉译本第138页提到了他的名字)根据金陵刻经处刊本翻刻的《造像量度经》(东京:弘文社,明治十八年[1885]十月)之后,才知道他们二人也在法国会过面(参看我写的《杨文会与南条文雄的第三次会面》,《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7-03-21)。杨文会在其写于1886年春的《与日本南条文雄书六》(民国八年冬十一月金陵刻经处刊《杨仁山居士遗著》第十册《等不等观杂录》卷七,信中提到“弟五日后即当随使节出洋”,指杨1886年春随刘芝田再次出使英国一事)中提道:“两月前接岸田君寄到手函,并惠赠梵文《无量寿、阿弥陀经》合本、《英译明藏目录》、翻刻《造像量度经》、《阿弥陀经音义两译》、《牛津图书馆目录》。”南条送给杨的“翻刻《造像量度经》”,应该就是上年出版的今泉翻刻本,而《阿弥陀经音义两译》则是指南条所编《梵文阿弥陀经音义两译》一书(明治十八年[1885]八月由日下痴龙出版)。我曾在2017年底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得一本《重译阿弥陀经》(附晋唐二译对照),系张水淇(南汇人)根据南条从梵本日译之《阿弥陀经》再译为华言者。据书前译者序,张水淇还有重译榊亮三郎《解说梵语学》中所收据梵本日译的《阿弥陀经》的计划,但最后完成与否则不得而知。《重译阿弥陀经》一书似不常见,附此以广见闻。

其实还有两种可以证明南条和杨文会曾在法国见面的史料。第一种是南条为龙末法幢编《增补冠导有宗七十五法记》(上中下三册,京都:法藏馆,明治二十六年[1893]七月)所写序言(作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十一月七日)。陈继东先生在其《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一书(东京:山喜房佛书林,2003年2月)中引用过该序全文(第515-516页),但似未注意序中“余曾在英佛时来往笔话”一句是二人在法(佛)国见面的直接证据。序中提到的《俱舍论大科图》的作者湖东大岭,陈书将“东”字误印成“束”字。此图在杨文会据以从日本购书的《文昌堂藏版目录》中有著录,南条为他代购过一枚。

第二种史料是南条为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学僧赤松连城(号榕阴,1841-1919)根据杨文会寄赠的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刻本校印的藕益智旭(1599-1655)撰《四书藕益解》(田中治兵卫,明治二十六年[1893]四月)所作《翻刻〈四书藕益解〉序》。陈继东先生也知道这篇序,只是在他的专著里没有录出全文(《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第549页,尾注61)。序中内容多为杨文会来信的摘编,其中“尔来屡笔话于英佛”一句,也是二人曾在法(佛)国见面的直接证据。

早在《怀旧录》出版之前,南条就出过一本《南条文雄自叙传》(京都:沈石书房,大正十三年[1924]一月)。水野梅晓(1877-1949)在《支那时报》上用笔名“仰止生”就《自叙传》写过介绍文《耆宿南条硕果博士》(这里的“耆宿”二字代表的是大谷派的一种僧阶,不是形容南条年高而有德望),其汉译文后来发表于《海潮音》月刊第七年第六期(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著述”专栏中“东亚佛教大会后之日方议论”项下。在这篇译文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篇南条应水野之请写于大正十四年(1925)八月八日的《予与杨仁山居士之关系怀旧谈》,其中也提到赤松连城翻刻《四书藕益解》一事。研究者里最早注意到《海潮音》里这些材料的应该是肖平先生(《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35-136页),但他没有列出其原始刊处的卷数和号数。虽然我现在也没有看到《支那时报》的原文,但是根据友人肖彤的提示,托周运在国图查阅《中国关系日本文杂志论说记事目录》第二册(东京: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65年6月)中收录的《支那时报》目录,知道第一篇文章刊于第三卷第五号(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的“尚友录”专栏,而第二篇文章则刊于同号“埋草”专栏。

杨文会据以翻刻的那些南条寄赠的和刻本佛典,好像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书目前应该还都保存在金陵刻经处。在李家振和肖永明所编《金陵刻经处》历史图录(无出版年月)第7页和第12页上,曾刊布南条寄赠杨文会的和刻本《成唯识论述记》和《因明入正理论疏》封面的书影,以及杨批和刻本《华严五十要问答》内页的书影。从这些书影可以大概推知,《成唯识论述记》可能是明历元年(1655)九月刊本(二十册),《因明入正理论疏》可能是宽文十一年(1671)四月刊本(三册;此书我藏有第三册)。《华严五十要问答》的版本待考。

再回到《怀旧录》。在不少地名和人名的还原上,汉译本存在着一些问题。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南条提到在1881年6月,缪勒曾带他离开牛津,“去毛鲁伯伦的山丘上小住”,一起读梵语《无量寿经》和《金刚经》(第120页)。这个“毛鲁伯伦的山丘”,指的应该就是Malvern Hills,一般译成“莫尔文丘陵”等。加尔各答总知事兼副王“理查德天布”(第203页),如果不注出是Sir Richard Temple(1826-1902),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还有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馆长“安德鲁松氏”(同上页),应指安德森(John Anderson)。此外未经正确还原的译名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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