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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超读《被搞丢的人生》:那些词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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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搞丢的人生:废料箱里的148本日记》,[英]亚历山大·马斯特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被捡回的人生

2001年,“一个微风吹拂的下午,我的朋友理查德·格罗夫身着衬衫,没扎下摆,闲溜达在剑桥的街上,这时,他发现了这个废料箱”。(第3页)

理查德是世界知名的海岛生态学家,可能是长年的研究练就了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他扫了一眼废料箱后,就变得兴奋起来。他好像看到了什么的东西!但中年发福的身体让他不便于爬进废料箱去探寻,于是,他叫来了朋友蒂朵·戴维斯博士,一位历史学家,“全世界唯一一位知道托马斯·莫尔爵士的骸骨埋葬在什么地方的人”。(第5页)

蒂朵博士爬进废料箱,在里面找了半天,最后发现的竟是好几抱旧书。“剑桥的这个地方,居住着许多年老的教授,他们荣誉满满,已是哈欠连连,慢悠悠地开着破旧的车子闲逛。”(第4页)这些老教授可能会随手丢掉一些旧书,对于很多人来说,剑桥的废料箱就是淘宝的好地方。

正当理查德教授和蒂朵博士为找到旧书而高兴的时候,更让他们惊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书其实都是日记,数下来,一共有一百四十八本。

理查德教授之后遭遇了车祸,辗转就医,无暇顾及这批日记。本来很有兴趣研究日记的蒂朵博士,则被查出患上了神经内分泌肿瘤。于是,蒂朵博士把日记交给了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马斯特斯(Alexander Masters)。亚历山大是英国的传记作家、编剧,曾在剑桥大学读过硕士,对剑桥这一带颇为熟悉。

谁是日记的读者?

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约有五百多万字,读起来很有难度,亚历山大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旅。

蒂朵曾试图解读这些日记,但毫无头绪。头一道难题,就是日记里可供辨识作者身份的信息太少了:

日记里不仅没有名字和收件人地址,也没有明确描述写日记人的面貌,没有提及日记人的工作,没有关于写日记人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的可辨识的任何细节。任何能够用来将自己说明给他人的东西都没有。(第9页)

日记之所以难以解读,原因之一是日记作者是在面对自己写作,不用解释太多。日记的直接读者当然是作者自己,而自己是最了解日记中那个“我”的,也就没有必要向自己介绍“我”的相关背景。“‘我’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写出细节呢?‘我’已经知道这些细节了。”(第9页)

但是,任何的书写都有“隐含读者”,也就是被内置于文本之中的接受者,日记也不例外。就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在写作过程中:

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含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含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德]W.伊泽尔著,霍桂桓、李宝彦译:《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作者在写作时,会面对这位“隐含读者”诉说,作者基于自己的预设来给“隐含读者”提供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文本。日记的“隐含读者”有时并非作者自己,这取决于日记的性质和作者对于文本的预设。比如胡适先生,从年轻时就“暴得大名”,他在写日记时就知道自己的日记迟早要被人看到,成为公共文本,所以写作时预设的“隐含读者”就不再是自己。于是他写作时就对文本进行了许多过滤,为读者创造了一个“日记中的胡适”,也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许多可资“大胆假设”的话题。

这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的作者,也并非完全为自己在写,在日记中常常会透露出与“隐含读者”的对话:

但愿我的日记在人们能够看到之前,别被毁了——我的日记有不朽的价值。(13页)

文本的性别

亚历山大拿到这些日记之后,零零星星地在阅读,但和蒂朵一样,难以找出太多线索。他搬了几次家,日记箱子也一直跟着他,有时他会把这个箱子当作临时的鞋架,有时会把它塞在角落或储藏室。他不时会把日记拿出来看,似乎也把这种阅读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他有了新的发现:日记的作者是位女性。“有哪个男人不想偷窥女人脑子里的想法呢?”(34页)于是,快被浇灭的阅读热情又被激发了起来。

性别身份的确认对于解读一个文本是很有帮助的。有些女性主义者希望消解掉文本中的性别身份:只需要知道我是作家,不必知道我是女性作家。这或许是一种理想,但却很难达到。就如波伏瓦所言,“凡是具体的人总是单独被确定的……任何女人都不能真诚地自认为置身于自己的性别之外。”([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8-9页)文本自有其性别身份,我们只是需要平等地对待这种身份。

作者性别确定之后,日记的解读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她”如同其他同龄少女一样,上学、画画、做着艺术家的梦,也有着对于爱情的憧憬。“她”在日记中反复画着一个“扁脸人”,经过亚历山大的反复考证,那是电影《理查三世》中的克莱伦斯,这个角色成了她的梦中情人:

星期一夜晚,应该说是星期二早晨,做了一个美梦,梦到了克莱伦斯!他身着棕色长袍,躺在地上哭泣,袖口掩住泪水,令人产生一种模糊的、很有色感的[很撩拨的]美好梦境。管它什么责任,呸,真想和他有私情!(44页)

犹豫的解读者

亚历山大继续细读这些日记,他慢慢习惯了这种阅读,也把日记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在追根溯源和静观欣赏之间陷入了犹豫。

解读这样的日记,其挑战在于,日记作者太普通了,普通到难以从日记中发现任何可资阐释的“意义”。但对于亚历山大来说,阅读的乐趣也就在于,作者太普通了。历史学者一定会按图索骥,追索出日记中所有的蛛丝马迹,如果日记有“价值”的话。但亚历山大更像是艺术家,他学会了以欣赏的态度去观察,在应当止步的地方停下来。

亚历山大一直呵护着日记作者普通人的身份,生怕在日记中看到更多线索,最终证实她是某个名人。他在剑桥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对图书管理员说:“如果您发现了她的名字,麻烦您把名字盖住可以吗?”一位普通人,有着一种“安静的普世感”,一位普通人也就是所有人。而一位名人,则只能是他自己,不再是其他人。亚历山大写道:

一部匿名者日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有可能属于任何人。甚至给“我”一个名字,都会毁掉让这些日记精彩纷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一种安静的普世感。如果我想了解我在街上路过的女性,或者在火车上坐在我旁边座位上的女性,她们都在想什么,我想这些日记本将给我答案。如果给那位日记作者一个名字,那么她就会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不想接受我凝视的陌生人。(48页)

亚历山大的耐心挽救了这些日记。有多少日记是因为其作者寂寂无名而被丢弃或束之高阁的呢?人们对于重大事件和八卦新闻才有兴致,对于平淡无奇的琐碎生活,毫无兴趣。

亚历山大怀着孩子打开宝箱时的矛盾心情来查看日记,一方面他不愿解开谜底,另一方面他又想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他利用日记的片段信息,追查到日记作者曾住在怀特菲尔德庄园,曾就读于皮尔斯女子学校,曾在剑桥公共图书馆短暂工作过。他求助于笔相学家研究字迹,求助于私家侦探分析写作背后的心理。但是亚历山大又谨慎地不想多了解她:

只要不叫玛丽的女人一直身份不明,她就有价值。她身上让人感觉有意思的,正是她的普通,正是因为她写了那么多普通的事情。假如她很有名,就毁了这个故事。(第113页)

什么是平凡生命存在的证据?

谜底还是在慢慢被揭开,比如,亚历山大知道了日记作者的名字:劳拉。

从年轻时的日记中,就能看到劳拉不断地提到,自己必须要完成一个“伟大项目”。但她一直没有明说伟大项目指的是什么。在反复的阅读中,亚历山大明白了,劳拉所说的伟大项目,就是写日记。“劳拉唯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写她的日记。”(163页)

劳拉很能写,积累下来的日记字数很多。在年代稍早的几个日记本中,

每本都写有15万词,时间跨度大约是两个月,每天2500词。一般英国人每分钟可以写30词,假设不停下来思考,也不停下来歇歇手,那么,这个人每天平均要花1小时23分钟,来把自己的想法卸载到纸上。没有少于40分钟的情况。偶尔几次,可多达3小时。(17页)

她把写日记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一位普通人来说,生活中实在是没有这么多要记录的东西。劳拉似乎把生活的细节都照搬到了日记中。日记的内容太平凡、太琐碎了:

晚饭我把菜花梗热了一遍。

我确实喜欢菜花梗,就连热了一遍的也喜欢,喜欢它们的程度超过了橙子和草莓。

我刚开始食用一颗新的菜花。

这些琐碎的内容看起来让人绝望,就像每天缠绕着我们的那些琐碎的生活蛛网一样。人往往习惯于生活在由事件和意义编织的时间之网中,个体的渺小每天要由与自己无关的新闻事件来作参照,无聊的时光要靠政治黑幕和花边新闻来填充,这样才能让我们不至于陷入纯粹的虚无之中。靠着无数的幻相,人们建立起身份、名气和地位,但当午睡初醒的某一刻,会突然惊觉自己原来也只是一具幻相而已。生命之真谛就在缓慢不息的时间脉动所激起的生活涟漪之中。幻相中的生活,倒不如琐碎的平凡更真实。

劳拉一直有着文学的梦想,就像无数曾怀有文学梦的年轻人,她想要成为“一位关于莎士比亚的权威和作家”。但也如多数人的命运一样,她有着文学的梦想,却缺乏这样的才华。许多人不愿接受自己的平凡,但对于人生来说,接受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不平凡的开始。后来劳拉不再把艺术作为自己的专业追求,但却在心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艺术的世界。写日记,其实就是在经历二重的人生。她在日记中营造了一个世界,让自己的精神能徜徉其中,就如同艺术的世界一样:

我的日记现在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尽管它非常私密,我却不怕人们来阅读它。(48页)

对于一位平凡的人来说,尽管写日记这件事本身称不上有多么伟大,但是,这样平凡的事,却因为劳拉的坚持而确实变得伟大了。劳拉的这一百四十八本日记,只占了她所写日记的八分之一。她有一千多本日记,差不多四千多万字。据亚历山大后来的考证,劳拉应该是“有史以来已知的写日记字数最多的日记作家”。(244页)

这不就是伟大么?

一粒认真的尘埃

亚历山大接手日记后的十二年间,花了五年时间去阅读和研究,他好像是在通过万花筒去观察劳拉的世界。他慢慢了解到,劳拉只是怀特菲尔德庄园的管家,一生未婚,她爱恋的对象是两位老年女性:一位是劳拉在十四岁时遇到的六十四岁的女钢琴家E.朱利奇夫人,一位是九十九岁的女营养学家哈丽雅特夫人。与她们的感情一直延续到她们陆续离开人世。

在日记中,这位女钢琴家的代号是E。劳拉与E夫人之间,没有性,只有单纯的爱。E许多时候完全操纵了劳拉的生活,亚历山大的阅读感受是,“劳拉就是E所操控的机器人,劳拉就是E所塑造的行尸走肉”。(161页)

亚历山大对于劳拉喜欢上一位年龄相差几十岁的女人迷惑不解,他去请教自己的钢琴家朋友。他们根据日记推测出可能的原因——E为劳拉演奏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E为劳拉进行了单独的演奏。

钢琴家朋友分析道:

你看,一个心灵受困的少女走进了房间,然后一位钢琴演奏家就开始单独为她演奏这支曲子,只为她演奏,而且是在一架大钢琴上演奏——很显然,她就会坠入爱河!(186页)

劳拉在日记中书写着自己的梦想,小小的成功,莫名的屈辱,令人忧伤的下午。她在现实中是一位平凡到尘埃的人,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不算是成功者。但无论她在现实中遭受到了什么,在日记中,她每时每刻都会认真地对待自己,就像认真对待生活那样。亚历山大观察到:

从早期日记到这些色彩鲜艳的晚期日记,所有字母中唯有一个一成不变。写这个字母时,写作者总是小心翼翼,满怀敬意,结尾的小横杠也是一丝不苟,这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一定会明显降低写作的速度。但是,对于这个字母的处理,绝对没有妥协。这就是大写字母“I”[我]。(180页)

普通人的日记,不是历史中“执拗的低音”,也不是时代中的“无名”写作。因为“低音”和“无名”,都还是能发出的声音,只是在当时的语境中被压制或被忽略罢了。而普通人的日记,或许就只是历史的尘埃而已。但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不需要被“高音”和“共名”来赋予意义,而首先需要的是个体对于自我的认真态度。

就像劳拉,就算是尘埃,也要做个伟大的尘埃。

文本与现实的交织

亚历山大在犹豫之间其实慢慢在深入劳拉的生活世界,就像面对一位相识已久的老友。他看到的劳拉,每一个片段都很真实,但又很难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存在。或者因为他潜意识中在拒绝拼接,而只想停留在日记的碎片中。

终于有一天,他接受朋友的建议,试着把日记按照日期排列起来。当做完这件事之后,他惊异地意识到:劳拉还活着,而且就住在附近。

如果是一部小说,这会是一个尽管精妙,却有些套路化的情节。但在现实中真实地发生,就让人不能不惊叹世事之神奇。亚历山大和作为读者的我们,一直是通过日记来认识劳拉的。但日记中的劳拉与现实中劳拉相比,毋宁说是第二个劳拉。亚历山大一直以为日记作者已经去世,而现在,她竟然还活着。有见她的必要吗?又该如何面对她呢?

亚历山大还是一步步走近了真实的劳拉。他查到了劳拉的房子,“像一只一动不动的苍蝇那样,栖息在人行道的旁边。院子的前墙朝向公路,上面有一道玻璃门和侧板。信箱里面的邮件已经堆积得很高”。(207页)

2012年,经过多次的通信预约,亚历山大最终见到了劳拉。当亚历山大出现在门口时,劳拉说话的样子,似乎像是“一直都在期待着我的出现”。(244页)劳拉已经得知了那一百四十八本日记的经历,对于她来说,亚历山大似乎就是日记“隐含读者”的现实化。亚历山大花了五年时间来解读她的日记,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劳拉自己都了解她——当然,是日记中的她。而对亚历山大而言,门口站着的那位老太太,则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现实中劳拉还是每天在写日记,见到亚历山大的那天,就正在写一篇有关亚历山大的日记。因为之前收到了亚历山大的明信片和邮件,他已经走进了劳拉的日记世界。不知道亚历山大看到了劳拉当天的日记后,是否会在文本与现实的交织中感到眩晕。

在交谈中,亚历山大发现,现实中的劳拉与他的阅读印象相差无几,谈话就如同发生在两位老朋友之间。他明知故问地问:“假如有一天您不再写日记了,您会有什么感觉?”——“我就会感觉不到自我了。”(225页)

在聊天时,劳拉——这位世界上写日记最多的人,谈到了她写日记的原因:

我就是喜欢写作。我喜欢那些词语的声音。自从12岁起,我就开始这么写作了。我就是喜欢笔落在纸上的那种感觉。(224页)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认真生活着的人对于生命的感觉。

至于意义,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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