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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辉的《野云船》:乌云与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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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云船》,刘耀辉 著,天天出版社

刘耀辉的小说《野云船》提出了一个敏感又朴素的问题,关于生死的哲学思辨。去雪浪屿的船上,几个海岛少年问他们的代课老师楚天舒,生死是什么。这位仅长他们几岁、同样出身渔家的北大哲学系高才生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给孩子们讲了个故事,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散步时,头上有只老鹰飞过,老鹰急于敲开乌龟壳吃午餐,错把他的光头当成了石头,埃斯库罗斯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在茫茫大海的一叶扁舟上,这样一个略显滑稽的悲剧,因为真实,并没有冲淡生死的严肃性。几位渔家子弟以特有的海岛经验,洞悉出一点生死的玄机,“埃斯库罗斯本来是在散步,没想到死,却意外死了;乌龟被叼到了天上,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却活了下来”。“老师,我想,这就是您说的生死无常吧。”在小说的二分之一关节处,这段看似闲笔的对话,是真正的草蛇灰线。

作为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关于生死的一番恳谈,最先在他们返回黑澜岛的航程中显示出修辞性。为了救落水的学生张琴子,楚天舒三潜激流,最后终于体力不支,消失于暗涌的浪峰。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张琴子活了下来,准备继续读研深造的楚天舒罹遭不幸,传说中埃斯库罗斯与龟的故事,在海岛叙事里自我赋形,复现在返航黑澜岛的渔船上。那一刻,卡在张琴子咽喉的鳗鱼刺;封爷爷训斥董船波“翻鱼”的语谶;海岛少年们早年葬身海底的父兄……在生与死的复调结构里再次出现,共同结构出小说的基本伦理命题:不知死,焉知生。

当然,这还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叙事脉络和更大的意义空间里讨论。儿童文学处理“死亡”的意象从美学追求来讲,限于文体和篇幅多半倾向于主题而不是叙事形式,往往围绕基础表意展开,并不就概念的本体深入讨论。小说《野云船》关于死亡的表述,有本体讨论的方向性尝试。“死”是打渔人家并不陌生的经验,故事中的黑澜岛地处胶州湾,在以青岛为核心的众多岛屿中,它偏远、小、籍籍无名。岛上的人家多以打渔为生,在捕捞设备简陋、自然条件恶劣的常态下,多数家庭都有过痛失亲人的心理记忆。海岛少年对水的认识也因此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海洋的馈赠周而复始地滋养着海岛人,他们品性往往由海而生;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的海难增加了人们对水的恐惧感,爱海和怨海的双重情结潜伏于渔家子弟的无意识心理,组织了少年们的经验、记忆、心理结构和成长方式。当认知构成中的死亡从实践过渡到经验,对死亡的认识也就是对死亡的态度,更是面对死亡的勇气和探索生命意义的持续反思。

物质生活贫乏的黑澜岛人,精神世界却特别丰富。背靠死亡,让他们格外尊重死亡,热爱生命,热爱“形象世界”与“意愿世界”构成的全部生活。这也是海岛人进入时间的方式。以海洋为原点的自然生命时序,将每一个人与自然互文的精彩时刻,祭海、登顶崂山、去雪浪屿、迎接出生和死亡……烙印在海岛人的灵魂之中,唤起他们对待生命的慈悲与真诚,由此形成一个更长的叙事结构和一个更大的意义空间。

当小说过半后,再回过头重新看看黑澜岛的故事,那些装满了童年记忆的“屁股朝天迎风反向放飞机大赛”“拜妈祖仪式”“祭海仪式”“爬崂山雪浪屿”等等,显然不能再仅仅解释为孩童的好奇心,那是海岛人对生命的深沉热爱,是他们体验存在的共同时刻。比如每年春分的祭海仪式,比如乘轮渡“登顶崂山”,都是他们借重艺术活动认识存在本质的方式。沧海桑田都是典型的时间空间化形式,饱含了歌诗传说的历史经验。海岛的生活经验里,与其说是震惊于空间,不如说是折服于时间。出海登山的一系列的空间位移,是走进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彼此交汇的文化时间。其中,最典型的是“野云船”,一艘海天间的云团幻化的船,像“被施了魔法”“极有规律地排成一排,就像一艘艘渔船列阵”。这是独属于海岛的特殊的时间空间化形式。作为稀有意象,野云化船只有物理成像,没有物理空间,不进入人类的文化时间,也不存在文化空间。它是自然奇观,却又不同于山川河流,它超越时间,却没有生命周期,它还超越普遍意义的空间形态,能够深入人类的集体心理进行意义赋形。因此野云船的每次出现,几乎都是富于包孕的时刻,比如主人公楚天舒作为岛上第一名大学生,远赴北京大学读书的一刻,“天如钢盔,海似铁灰,半空中那些云做的渔船却都红得像火,还镶着金灿灿的边儿……”似乎只有这样“形象世界和想象世界化作提示满足着另一时刻”,才能提供给物质生活贫乏的海岛少年们以足够的精神力量,使他们的“生活方法论”有不受贫穷限制的想象力。丰富的意义空间滋养下,海岛少年们自尊友善团结,不会因为自己吃着咸鱼硬饼,就觊觎伙伴饭盒里的水煮蛋,在“十八罗汉”和“十三姨”的统一化符号称谓里,他们爱对方就像爱自己。即使是小说中唯一显出性格缺陷的董船灯,也在天舒死后,露出他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天舒你不该死,我情愿拿我的命换你的命”。

也只有野云船这样的意义空间,才能消化楚天舒的死亡。人们相信天舒是被葬礼上的野云船载走了,只有盛大的野云船和龙兵过,才配得上天舒这样的香草美玉,这些一生难见的壮观水象,像是对人们许下盛大的承诺,黑澜岛上的楚天舒因为救人永远葬身海底,但意义空间里的楚天舒,却如封神天兵,乘着五彩斑斓的野云船飞升了。小说也由此结构出主题意义上的全部复调性,死亡是什么,是乌云外层闪着光的金边儿,每一道乌云,都必有一道金边儿。

这样的结局,除了对真善美的儿童文学旨趣的追求,读过后记的人多少会有些额外的感慨。从某种程度上说,《野云船》是作者与人物同构的自叙传也许并不为过,至少在我看来,作者刘耀辉几乎是撕开了少时的创伤记忆来祭奠亡弟,给对方和自己一份尘封已久的成年礼。天舒和天阔,楚家两兄弟正如他本人的正反面——北大高才生,少年壮志里惊悉胞弟过世的噩耗,原本至亲的两兄弟,如今只剩一人,从此以后,他将独自带着对往昔的追忆,走在漫长的思念里。但每一段路都要面对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我们看到这部充满创伤记忆的《野云船》时,就意味着作者决定遵从内心,接受“采心”石碑的神启,将尘封已久的往事诉诸笔端。那么,旧日的伤口就不再是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而是个体成长的“神经症”。写出《野云船》的刘耀辉无疑是在尝试自我疗愈,深谙儿童心理学的他以老弗洛伊德推崇的方法,以文字这样的“白日梦”形式,让事件在小说里重演,这样,他作者身份的绝对主体性就掌握了对偶然性事件的控制权,他终于可以代替弟弟去死,留下生的机会,在内心深处完成客观事实上“并无必要”的自我救赎。甚至,他还在小说的白日梦里为弟弟复原了一座桃花源般的海岛,一群可爱的少男少女和一艘寓意美好的野云船,让那些给过他们童年温暖记忆的朋友们永远活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而完成“救赎”的作者本人,我想,从此他可以不必再纠结于往事,纠结于自己“幸存者”的身份,真正自由地穿梭于文本内外,他可以是天舒,是天阔,是封皮上的白衣少年,任龙兵过海、野云飞渡,看乌云亮出金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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