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出来的皇皇巨著

李琳之先生近50万字的《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通过对近百十年中国考古学成果的系统梳理，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逻辑思维、翔实的考古学证据和流畅通俗的语言，建构了他的古史解释体系，在历史上首次系统地还原展示了先夏及夏代早中期这段长达500年历史的风雷激荡场景，让我们大致清晰地看到了这段历史发展的主脉。这无论是对中国古史体系的重新构建，还是对当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同道和主要见证人，既感到欣慰，同时也有诸多感慨，简言之，以“奔跑”概览其耕耘历程，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虽说传统文化有“文史哲是一家”的定论，但步入近代，受西学影响，它们俨然已成为独立学科。李琳之先生本科与硕士教育阶段专攻哲学，其中也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借用胡适先生的自嘲“哲学是我的专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兴趣”，李琳之先生正是选择了“元中国”这一头绪繁杂的历史时段为兴趣点，以考古学成果、历史记载、文物古迹和民间传说等为参照，旁征博引，着力构架自成一系的“元中国”脉络。

以非专业的身份涉猎考古成果绝非易事，为此自定下心来潜心“元中国”研究，李琳之先生就频频拜访考古学界前辈，在往返“奔跑”间，既有疑惑的释然，也有对自身某些看法的探讨，潜移默化间提高了考古学专业的素养，提升了本书的专业认可度。

“元中国”涉及的考古项目遍布华夏，非亲临实地考察难以究其真，换言之，通过相关实践活动可以加深对书本知识的认知，其中既有双方的比照，也有修正书本知识的因素在内。而“以商养儒”的双重身份为李琳之先生从事该项研究增添了重要筹码。在长期的商业兼笔耕岁月中，他每年都要抽出时间，有针对性地选择重点考古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从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到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从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到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再到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无不留下他往返的背影。他每次的同行者大都为业内专家，一次十天左右的考察与交流，存疑的问题逐渐明朗，既定的框架不断完善，而其落脚处则是对书本知识更精确的取舍遴选。

按照李琳之先生的研究框架，本书叙述时间跨度为500年，与此攸关的一手资料，既有古代典籍的对应记载，也有各地的民间传说与风俗，为之佐证和修订的是近现代考古学系列成果。由于古代典籍版本众多，民间传说和风俗间有相似之处，而考古学成果年代不一，其中既有传承，也有修正。基于此，资料搜集势必成为一项庞杂和浩大的工程。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多借助知网等信息平台查阅前期相关成果，但相当一部分资料因时间关系或刊载主体并没有纳入现代信息平台，无形之中为研究者增添了难度。李琳之先生是资深出版人，这为他选购相关图书提供了方便。经年累月间，他购买的相关一手资料有上千册，早年刊行的考古学书籍他尽力搜购，同一古籍他要参照几个版本，每次出行考察，他都做好口述历史的技术准备，常常也有意外收获。

梳理资料仅为前期铺垫，更为关键的是驾驭资料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有历史学的校勘、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哲学的逻辑思维等，在这其中，逻辑思维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李琳之先生是哲学科班出身，本科与硕士的专业训练奠定了他扎实的逻辑思辨能力，再加之长期对古史的广泛涉猎，还有前期的小试牛刀，譬如《中华祖脉》《祖先，祖先》等一系列历史散文集的写作刊行，使他能够举重若轻，在纷乱的头绪中，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料证据。

概而言之，从萌生书写中国上古史系列到第一部《元中国时代》的杀青，李琳之先生付出了九年艰辛的努力。“奔跑”是对他九年艰辛努力的最好概括。源于此才有了这部皇皇巨著的横空出世。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