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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与“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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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考论》席云舒著、商务印书馆

研究胡适的学者,无疑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席云舒的《胡适考论》是对胡适留学时期的课业、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和分析研究的文集。书中各篇是从作者“近年来发表的胡适研究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加上序和后记,共九篇。

谢泳先生在《胡适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一文中自称:“我本来想在胡适研究方面做一点工作,但读胡适一多,很快发现自己可能一生也没有这个能力,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佛教方面的知识,二是英文方面的知识。我虽然早年学过三年英文,但说实话,我的英文水平极差,而理想的胡适研究者,对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后来只能努力做一点胡适生平方面的史料研究,而且越往后,越感觉要涉及大量的英文史料,所以最后连原来计划写一本胡适传记的想法也打消了,现在我决心做一个胡适研究的欣赏者,观察那些好的胡适研究成果,分享这些研究者的学术快乐。”基于此,我也作为一个“胡适研究的欣赏者”,对席云舒《考论》中自己了解和感兴趣的篇目尝试做一点评价。

私以为《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是该书最精彩的一篇。作者利用中英文档案材料交叉验证,剥丝抽茧地还原了1910年到1915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选修课表和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而这,“对于我们研究其(胡适)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篇文章考证了胡适读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可以看出胡适是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大学生。

其实胡适早年读书时并非一直是优秀学生,比如1908年1月18日《神州日报》的《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报道中,胡适在中国公学时是“高等预科甲班”中“未及格”的倒数第二名。这也算对胡适课业考察的一种回溯性考证。

《论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里,席云舒从史料的分析与比较出发,对于现代文学的起点是以“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学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还是应当以晚清文人对白话文的倡导开始,得出的结论是,“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学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算起,显然要更为合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核心,是世俗的人文情感与理性精神、自由精神的再生。我更同意作者提出的“也许我们把晚清文学和‘五四’新文学都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将更为合适,因为它们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而不是已经实现了充分现代化的文学。”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作者从宏观视角探究“胡适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从胡适的思想入手,具体而言是从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切入,结合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康德、韦伯等人的思想和哲学话语,认为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作者提出一个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结论,即无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都是一种“信仰的文明”,而信仰是古代社会的标志,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庄子所谓“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我没有读过席云舒的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不过从该书中的《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及其他文章中或可窥其一二。其实早在2013年,席云舒在《文学革命的序曲——论胡适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即认为胡适的这篇文章蕴含着“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源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但这篇文章并未收入书中。

胡适曾多次提到耶稣的话“收成是丰盛的,做工的⼈太少”。席云舒花费六年光阴把《新青年》63期逐字逐句录入电脑,又借助互联网的便利从世界各地搜集到胡适英文佚文150余篇,博士论文《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荣获首届海峡两岸“胡适奖学金”一等奖……通观席云舒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胡适研究中这个“做工”的人,而这本《考论》则是丰盛的“收成”之一。

责任编辑: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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