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先生的人生“三宝”——读《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刘家和 口述 全根先 蒋重跃 访问整理，商务印书馆

刘家和先生是史学界备受尊敬的前辈学者。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资深教授，精通经史、学贯中西，尤其善于进行理论性思考。这位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人仍在思考，仍在追忆，他希望把他的人生经历、为学路径、学术思考、成功经验等告诉年轻学人，期望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对自己成长有益的启示。这无疑是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为了了解和阐扬刘先生的学问人生，笔者曾经在2006年和2016年两次对刘先生进行过访谈，发表过两篇访谈文章，对刘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路径和他所思考的焦点问题曾略知一二。但是，通过一两次访谈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一些粗略的东西，或者说只是个梗概。感谢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全根先先生和与刘先生有过20多年学术交往的蒋重跃教授，他们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10多场的访谈，刘先生回答了设计者提出的100多个问题，经过整理、修改，形成了这样一本学术思想内容十分厚重的“学者口述史”专著。

读了这本口述史，就感觉像刘先生面对面地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的历史课甚至是人生的哲学课。透过这些口述史的内容，我们似乎感受到刘先生学术人生中一些可供后人思考与借鉴的精华，可以概括为“三宝”。

师恩情结

作为一部学者口述史，自然会对学者个人的求学历程做重点回忆。刘家和口述史就是这样，从上学前的私塾启蒙到1936年正式上小学、中学，经过江南大学、南京大学，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这期间他接受过很多老师的教育，这自然是每个从学校出来的人皆是如此，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刘家和先生竟然记住了那么多的老师。不仅仅是记住这些老师的名字，更在于他记住了这些老师对于他成长的影响。

第一位可以叫得出名字的老师是他在10岁时在私塾教他古文的时霖先生。他说，这位老先生实在太平常了，以至于“如果我不说的话，现在大概没有人会知道他”。然而这位先生不仅教了他读《三字经》《古文观止》《孟子》，而且教他们背书，不仅要背，还要会写。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能够写一点文言文了”。对于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还能够记住自己10岁时的启蒙老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因为这位老师对于他今后的成长确实发挥了作用。

作为一位文史专业的学者，刘先生却一直对数学很有兴趣，这与他从初中时代开始几位老师的影响有关。他认为，初中上补习班的汪海秋老师“太了不起了，他对我影响非常大”。汪先生告诉我，“感觉是欺骗人的”，他说，一定要从概念来考虑，要讲点、线、面，这就是几何学。他说，通过学代数和几何学，触发了我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思考。这位汪老师教数学，古文也好，还是一位诗人。但“这个人极其老实，谁都认为他是个懦弱可欺的人啊，说话吞吞吐吐，几乎说不清楚。”他很穷，但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刘先生说，他给我讲了很多东西，也跟他背了很多诗词。我很怀念他！

真正让刘先生对数学感兴趣的是抗战后在南京读高中的私立学校成美学堂的沈廷玉老师，外号“沈大代数”。他讲代数，用英语讲，学生做作业也用英语。刘先生不仅很快适应了，而且对数学很有兴趣，感觉到那是一条通向理论的路，直到现在也没放弃。

在成美学堂还有两位国文老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高二的张宜老师是一位老举人，年事已高，满腹诗书。他给学生讲解并示范了背古诗的方法，一边讲，一边闭着眼睛体会，想着“多好啊，多好啊”！就像学外文一样，把这个句子的意思真正弄清楚。高三国文老师张兰邨先生，对古书真是太熟悉、太厉害了！他记得老师给他的作文批过两次，一次批“文字清通可喜”，一次批“寄意深远”。他说：张先生对我来说很重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分析东西像“刀子”一样，像浙江师爷的“刀笔”，就是很厉害。

他还记得成美学堂教他英语的三位老师。第一学期，周西屏校长亲自教，用的教材是根据莎士比亚戏剧编成的故事；第二学期的周俊卿老先生严格地讲语法分析，尽可能用古典名著来教；第三学期庄耀斗先生重视对话，重视用英语交流。这些都对刘先生的英语基础有很深的影响。

每个知识分子，不论他后来的成就如何，都是从基础教育阶段走过来的，当他进入耄耋之年后，仍然把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记得如此清楚，可见刘家和先生的师恩情结在他的心中扎根有多么深。

在大学阶段，老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基础的教育，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教学方法，甚至他们的口音和习惯也不相同，学生比较容易记住老师。但像刘先生这样能记住教过他的每一位老师也实在太少。比如，他对1947~1949年在江南大学史地系学习期间教过他的老师如数家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钱穆、冯振心、唐君毅、牟宗三、束世澂、唐至中等几位。钱穆先生对他影响最大。他说：“我中国史的大纲能够拉出来，没有钱先生是不可能的。我从钱先生那儿学到，学历史要先掌握大的，知道一个大的纲领。你必须先通，才能做到专。”刘先生说：冯振心师让我对文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学语言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就是凭兴趣。直到现在，谈起小学，谈起音韵、训诂来，碰到哪个字不明白，我都会去查一下。唐君毅先生给我们讲哲学概论，他告诉我们真地想学好哲学，你们要记住一个规律：不要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牟宗三先生讲逻辑学。他说：牟先生讲逻辑学引起我终身的兴趣。以后我觉得，什么东西如果不用逻辑来思考，我就感觉不够。唐至中老师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教师”，与刘先生的交往也较多。她讲的是大一国文，刘先生清楚地记得唐至中老师讲过哪些重要文章，每一篇是怎样讲的，她让学生写过哪些作文，而自己又是怎样写的。

刘先生总结自己在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上要有“两把刀”，一个是哲学，还有逻辑，另外就是小学，就是文字、训诂、音韵这些。“大概在江南大学期间，我就形成了这样的意识。”刘先生之所以难忘师恩，就在于这些老师对他的教诲和培育，对他日后治学方法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个人之所以形成如此大师式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等，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之外，也是那一批前辈老师们辛勤浇筑的结果。

学无止境

刘先生第二个人生之宝是他的终身学习理念。走出大学校门只是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而学习是伴随整个人生的事情。他牢记北师大教他德语的张天麟老师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无知是对自己无知的无知。”这句话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1952年辅仁大学毕业以后，他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助教，从此开启了新的学习征程。在历史系，他教了2年的世界古代史，基本把世界古代史的线索摸清楚了。

1955年苏联专家来了，他去东北师大，参加了世界古代史教师进修班。两年的学习对他专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他不仅跟苏联专家和林志纯先生学习世界古代史，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听张正元老师讲解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并对照英文版看，感到理解加深了，觉得真是种享受。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他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把英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本论》加以对照。

他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在这里他的俄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俄文老师张正元不仅告诉他如何学语言，而且知道了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比较起来学有多大意义。为了学好经典著作，回北京后，便跟从张天麟先生继续学习德语，前后有5年多。

在专业方面，他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主攻希腊史。不仅读了格罗特的《希腊史》等书，还翻译了好多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的论黑劳士制度的结业论文被全文译成俄语，在全班第一个参加了答辩，并获得通过。

除了这短期的集中学习外，刘先生的学习是贯穿一生各项活动中的，而且主要是自学。在教学科研中学习，在参加学术活动中学习，在对外交流中学习，就是在那人人都被耽误的“运动”期间他也会获得学习上的收获。当然，学习并不是一种自由活动。他认为，人真正要能够对一个东西发生兴趣，要想学的话，一是要有使命感，还有就是外在压力。光有使命感是不够的，还要引起自己强烈的兴趣。比如，当年为了研究印度，他决心要“摸一下《大藏经》”，每逢周日，他就去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大藏经》像海一样博大，他依靠自己掌握目录学的方法，摸清了《大藏经》的基本情况，重点查找印度种姓制度的材料。他读此书的决心体现在这样一首诗中：“望洋向若思河伯，发奋忘忧慕仲尼，精卫衔枝能不悔，愚公掘土复奚疑。”这就是他的兴趣和使命感结合的典型体现。

人们往往以“忙”为借口，觉得自己没时间读书。刘先生推崇《三国志》中董遇倡导“三余”为学的精神。所谓“三余”即“夜为昼之余”“冬为夏之余”“雨为晴之余”。就是利用晚上、冬闲、阴雨天读书。刘先生的“三余”，可以是午休时间、饭后休息，甚至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要看几页《说文解字》。对刘先生来说，最好的学习场所是旧书店。他家离西单商场很近，常常去逛旧书店。英文书要看，中文书也要看。往往一本书要看几次才买回来。他认为，买书实际上是提高人的眼界，提高人对书的运用能力。“文革”后刘先生从历史系调到白寿彝先生领导的史学所，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尚书》的，即从世界史转到中国史，而且经史兼治。他说，“我那时吃过晚饭，逛书店看书，其实做了很多工作。要是没有那段时光，在书店大量看书，我从世界史转到中国史研究是不可能的。这部分时间是挤出来的。”

说起读书，刘先生有许多话要讲。他说，“读书实际上是什么？读书是人对话啊！他讲的东西，你不懂的，就没法对话。我们读书实际上是跟自己面对这位学者，就是我跟他对话。你的知识结构是什么，你与他越接近，你跟他的对话就越深入。”面对现在的知识界，他提出一个“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很多读书人现在书都不读了，读的话，就是读己懂的东西，按照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选。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等于不断地在复制自我，其实没有增加多少新的知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刘先生的话确实是击中了要害，值得当下的读书人思考。

思无尽头

与一般个人口述史明显不同的是，刘先生这本口述史不但回忆个人过去的往事，而且记录自己过去的思考。由于这些思考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从而使这部口述史也是一部理论性的著述。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性，更清楚地显示出刘先生区别于其他学者的人生特点。

这部口述史的下篇称为“丽泽卮言”。所谓“卮言”就像酒卮里的酒，只要来源不断，就可以常倒常有。“卮言”看来是随便之言，但也是口述史在对话中活生生的展现形式。所谓“丽泽”，在《易》中的解释是“君子以朋友讲习”，是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这一部分是在与全、蒋两位在学术交流中随时因论题变换“而展现的活生生的我”，就是永远在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上进行思考的刘先生。

刘先生在这部分所谈到的理论思考，并不是单纯地阐述理论，这些思考往往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是刘先生自己曾经长期思考的理论问题，有的问题已经发表过专门文章进行阐述，但这些问题依然是他念念不忘的问题。比如，关于历史的客观性的问题、关于历史理性问题、关于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等，都是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刘先生在谈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时往往是从西方哲学史的视角进行源头性的探讨，同时也要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进行比较对照。

例如关于历史理性的问题，刘先生进行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他觉得在西方学者，例如黑格尔看来，中国的哲学缺乏逻辑理性，他们把逻辑理性，就当作理性，因为中国没有这个，所以中国就没有哲学。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来作了不少演讲，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没有历史。总之，在西方学者眼中，西方有哲学，中国有文化。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先生探究了西方学者对历史理性问题探讨的历史，认为开启的人是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以后基督教的理性，是神的理性。到18世纪的德国学者康德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人类整个的历史完全是有理性的，是合理的。刘先生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西方的东西时，我就会想到中国有没有，中国怎么没有？他认为，中国也是有理性的。2003年他就曾经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一文，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就有“人能群”的思想，人因为能群，所以能抵御、战胜其他物种。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有这个观念，就是天假手于恶人，以实现天的意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有这个意思。从司马迁到王夫之，不都是在康德、黑格尔之前吗？所以，中国人有历史理性意识，但是构不成体系，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觉得，西方人的逻辑智慧很好，中国人历史智慧很出色、很成熟。他主张：中国要大力地学习西方的数学和逻辑，从小学开始，就要培养逻辑思维、数学思维，不要太计较功名，光讲做题，“从理论上、概念上建立这种思想，这是我们的弱项、短板。这是我向学界、向社会、向国家进的一言！”

由此可见，刘家和先生作为一位使命意识非常强的知识分子，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刘先生这样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西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比较的视角是不会看到这些问题的。这正是这些“丽泽卮言”深刻的价值所在。

刘先生的人生“三宝”，是他90多年人生经历的精华所在，也是他送给年轻一代学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