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书局的学术交谊记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从一个读者，心仪中华书局，到走进中华书局殿堂，成为一个作者，进而成为中华书局的一个朋友，此生有幸，近半个世纪来，我有缘与中华书书局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承中华书局新掌门人周绚隆之嘱，兹将有关中华书局值得回忆的人与事写下来，权作纪念文字，献给中华书局110周年华诞。

文科师生购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和学术著作，是首选。中华书局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一根标杆。我书房里常备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十三经注疏》、“新编诸子集成”、“中国古典名著译著丛书”、《通典》、《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四部北宋类书、《宋会要辑稿》、《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唐宋史料笔记”、“宋元方志丛刊”、《丛书集成初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等，都是中华书局的杰作！ 一部部书，一个个台阶，引领我去攀登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顶峰！

中华书局，是我仰望的一座学术殿堂。我是怎么有机会走近中华书局的呢？

1980年3月，我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不期紧接着出版的第二期《杭州大学学报》，刊发了傅璇琮《关于宋之问及其骆宾王的关系》一文。对我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深感于自己古典文献功底之不足，致函傅先生，诚恳接受批评，并希望能得到指教。一来一往，就此建立起了学术联系。用傅先生的话来说：“不打不相识”。其时，傅璇琮先生是古代史编辑室主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布衣之交”。此后，1982年、1983年，升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先生，约我写了两本“历史小丛书”：《王安石》《宋太祖》，他肯定了我的写作能力。此后陆续得到他赠送的新著，《唐代诗人丛考》、《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与许逸民、张忱石合作）、《李德裕年谱》等，其夫人徐敏霞也赠送我她点校的《十国春秋》等古籍整理成果。

傅先生曾对我说：“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不只是投稿、约稿的关系，更可以从中发现有才能的学者，通过相互切磋，打造优秀的作品，进一步培养人才。”傅先生的志趣、器局与胸襟，代表了中华书局出版人的学术素养与人格定位，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术人生。在傅先生引领下，我走进了中华书局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个“庶吉士”，既是受益者，又是深造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吾师徐规先生主持浙江省一个大项目《宋史补正》，其中一个子课题《宋史职官志补正》，分配给我做。这可让我犯难了。因为，已有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这一得到陈寅恪先生高度评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前，我这个刚刚涉足宋史领域的无名之辈，去续《宋史职官志考正》，能免“狗尾续貂”之讥吗？ 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我请教了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从学术发展角度和邓广铭先生的为人两个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而且还在研究的方法上提示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现存的所有官制史料”，以做《宋史职官志补正》为基点，研究两宋官制史。这样，一下子驱散了我心头的疑虑，终于有勇气接受了《宋史职官志补正》的科研任务。

《宋史职官制补正》于1991年出版后，得到成果鉴定组组长邓广铭先生等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龚延明同志的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邓先生的评语，印证了傅璇琮先生所说的：“邓广铭先生衡量学术成果，不论资格，不计较对自己的研究的批评，完全以学术上有无建树为心中的一杆秤。”邓先生对后进的奖掖，已成为学林佳话。

在完成《宋史职官志补正》之后，我计划致力于研究宋代官制史。然而要撰写一部两宋官制变迁史，诚非易事，我总觉得很难把握。于是，我致函傅璇琮先生向他请教。傅先生给我回信说，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并问我有没有时间来北京一趟，以便当面讨论。

1985年秋天吧，我上北京去拜访傅先生。傅先生请当时总编办公室主任李岩接待我。李岩十分热情，带我迎着灿烂的阳光，穿过车辆稀少的马路，住进了国务院招待所。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晚，傅先生请我在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一楼的餐馆用餐，商谈了很长时间。他特地就专门史研究方法，表达了他的真知灼见。记得他说：如同唐代文学史撰写，须从唐代文学史长编、文学家传记考证、各个层面专题研究入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样，宋代官制史的撰写，也须先做大量的前期准备。最好对宋代官制各个范畴、整体内涵及不同阶段的演变，都能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如能作些专题研究，当然更好。在这样基础上写出来的宋代官制史，才能揭示两宋官制复杂的结构、运行的机制、职能的规定性与张力，及其演变的阶段性，等等。并鼓励我在《宋史职官志补正》完成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取得具有创新价值的宋代官制研究成果。这就是说，他并不赞同我马上去写宋代官制史，因为我研究功力尚未臻于把握宋代官制史的境界。

回杭后，我对傅先生的意见作了认真考虑，认识到撰写《宋代官制史》条件不成熟。为了达到对宋代官制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将宋代官制研究的基础打得更深厚，我决定先编撰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宋代官制辞典》。所谓创新，就是不同于一般只有正式官名解释的职官辞典，而要增加读者难以索解的宋代职官别名和官制术语两部分内容。我又把我的设想，向傅先生汇报。傅先生表示赞同，并拍板：“宋代官制以繁杂多变著称，如果做得好，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断代官制辞典出版，尚无先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哪家出版社敢轻易承诺出版？ 傅先生这一拍板，需要何等魄力和勇气，现在回想起来，心中仍是感动不已。

1986年，我开始了编纂《宋代官制辞典》的工作。到了1987年，《宋代官制辞典》编撰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傅先生表示，可与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联系申请选题。综合编辑室室主任冯惠民先生，审查了我的申请报告，经与同室李肇翔（后接替冯先生为室主任）、徐敏霞等编辑商议，认为可以立项。并确定由徐敏霞编辑直接与我联系样稿送审事宜。徐编辑既是傅先生北大同学，又是傅先生夫人。她曾参与《古代汉语常用字典》的编纂，具有编纂词典的丰富经验、深厚的文史学养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她仔细审阅了我送审的“凡例”和样稿，写了一份长达十二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并在样稿需修改处，一一贴上了写有批注的纸签，似这样的悉心指导，二年内达十余次之多！ 那切切实实、不厌其烦的高度负责精神，那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作风和深湛的学识，为保证《宋代官制辞典》的学术质量，起到了保驾的作用。经过两年多编辑与作者的切磋的交换意见，最后报总编审批，终于同意将《宋代官制辞典》列入中华书局出版选题。1989年11月16日，中华书局编辑部致函于我：“《宋代官制辞典》一稿，我们双方联系、并就书稿编审中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已两年有余。我们认为，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你过去寄来的样稿，大体也属合适的，我们同意正式列入选题计划。”

1997年，《宋代官制辞典》终于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宋史界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的青睐，已成为宋史研究案头必备的一本重要工具书。上述事实表明，正是傅璇琮先生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直接把我推到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前沿。假如没有傅璇琮先生这一拍板，和后续编审团队（徐敏霞、朱振华）的鼎力相助，也就没有这部《宋代官制辞典》的面世。

2007年3月，在北大“邓广铭先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大一些博士生，与我说起《宋史职官志补正》脱销的事。我正好遇到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先生，于是提议，能否将浙江古籍出版的《宋史职官志补正》在中华书局出一个新的增订本？ 他慨然同意。不久，副总编辑徐俊将此事交给历史室主任于涛落实。2009年，增订版《宋史职官补正》纳入“二十四史校订丛刊”出版。

2016年，240万字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经中华书局历史室副主任胡珂、副总编辑兼古籍出版中心主任张继海的力荐，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拍板接受，在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并交给许桁责编。承蒙总经理徐俊先生的器重，亲笔为该书题写书名，其潇洒秀美的书法，为拙著大增光辉。

《宋代官制辞典》《宋史职官志补正》《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这三部书，已成了海内外学术界使用率和引用率双高的名作。据台湾《汉学研究》（2011年第2期）刊登耿立群《历史论著引用文献计量分析（2004—2009）》载，他人引用率（本人引用率除外）排名为：钱穆、余英时、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何冠彪、龚延明、小岛毅、王利器（下略）。龚延明史作引用率高居于第7位，此亦说明中华书局打造的精品，影响力之大！

浙江大学文科，素以治宋史著名。从前辈张荫麟、陈乐素、徐规诸先生，薪火相传，至浙大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文脉延续。今日浙大宋史研究，更以职官制度与科举研究的特色，为学界所称道。中华书局将浙大制度史研究成果推向学科前沿，其功不可没，令我们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