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我与中华书局，从读者到作者

近数十年间，中华书局不仅是国家古籍出版中心，更是古籍整理研究中心，是集学术研究与出版于一身的国家级文化学术中心之一，是几代学者心目中共同的学术殿堂，与清代整理刊印《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武英殿先后辉映，在中国文化史上创造了巨大的不朽业绩。

我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文史见长”，古典学术显耀。因此在中华书局出书的教授就多，黄云眉《明史考证》八本，王仲荦《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高亨《商君书注译》《周易古经今注》，王仲荦点校《宋书》《南齐书》，卢振华点校《南史》《梁书》，张维华、王仲荦点校《陈书》等等，都令人感受到中华书局的权威地位。

我在大学期间买书很少，最大的豪举是买了一部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上下两大本。那时候一月助学金是20.5元，要拿出17.5元买饭票、菜票（每人都是这个标准），剩下3元钱，用于日用开支。家父由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公办教师，按师范毕业待遇，每月工资29.5元，全家共6口人，经济拮据，买书的钱只能从牙缝里省了。我和同宿舍同学王正刚，在书店发现中华书局新出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想买，钱是个问题，我把平时买的单本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校点本）、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等贱价卖给同学了，再卖一部分菜票，凑够了22.80元（这个定价我忘不了），把书买回来了。那时没有箱子，当然也无物可存，只用一个纸箱存放衣物，于是把这两册大书埋在衣物底下，生怕人家偷去了。《十三经注疏》陪伴我差不多40年，我近十年来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实受这部附有阮元校勘记的版本的启发。

1985年大学毕业，考上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那时中华书局成了我们研究生班的仰望之地，只要是中华书局出的书，必定要去翻看。1986年9月霍旭东先生、刘聿鑫先生、徐传武先生带我们研究生班去考察实习，从郑州、洛阳至西安。我在郑州的古籍书店买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上下两册精装本，18元。这个本子是1981年7月第2次印刷，到我买书已5年。郑州古籍书店同志告诉我，他们只进了一部，5年才卖掉。我把这话记在了书前。这部《四库总目》我在1987年至1988年之间用了10个月细读了一遍，做了10类卡片，准备写《四库提要发微》，作为硕士论文，结果只写了其中一类，叫《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三万多字，就拿到了硕士学位。王绍曾先生指导了这篇论文。其余九个问题至今没有时间去写。那部《四库总目》在后来从事《四库存目标注》过程中，又被反复阅读，加了许多订补批注，书背开裂，不舍得翻了，就用报纸包好存起来了。《四库全书总目》陪伴我已36年，也与我的“四库学”研究一路相随。我对《四库全书》及《四库总目》的认识实际上是从中华书局影印前言入手的，这篇前言后来才知道出自傅璇琮先生之手。

1987年研究生班毕业留山大古籍所任教，所里安排跟王绍曾先生从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撰工作。这是中华书局约稿，古委会科研项目。项目的主持人是王绍曾先生，参加的老先生有张长华、刘泽民、苗同圃，图书馆工作人员还有李艳秋等，古籍所的青年人是刘心明和我，后来王先生自己招了研究生王承略，也加入项目。我和刘心明、王承略坐班到1993年，《拾遗》就完成了。1994年至1995年我爱人程远芬用了两年完成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索引》10万多条近百万字。到2000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册（上册经部、史部，下册子部、集部、丛书部，索引单独一册），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在这个过程中，我曾几次到中华书局送书稿，与责任编辑何英芳女士、古代史编辑室主任张忱石先生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何女士编的《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上下册）出版后还送给我一部。张忱石先生则详细讲授了编制《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书名、著者索引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我作了记录，回到济南转给程远芬。程远芬完全按张忱石先生的建议编制完成了这个大型索引。以后又编制了《四库存目标注索引》（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多种索引，都受益于张忱石先生的教诲。

1991年我陪王绍曾先生到北京一趟，到商务印书馆谈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整理。这部稿本一百八十余册，“文革”前借给中华书局用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文革”后经王绍曾先生撰文呼吁，中华书局归还了大部分，经手人是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原历史编辑室主任赵守俨先生。那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一个大楼上，中华一、二楼，商务三、四楼。所以王先生同时到中华书局访问了傅璇琮、赵守俨、张忱石等先生。与张忱石、傅璇琮先生主要谈《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出版。与赵守俨先生则主要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的清理归还。赵先生头发梳得很整齐，口齿也特别清晰。他告诉王先生：“您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一定要把《衲史》校勘记都找出来归还商务。”那次赵先生给了我一个纸条，上写陈元龙《爱日堂诗》，要我查查版本及收藏处。还要我和王先生帮助查他们赵家的家谱，因为他们称“泰山赵”。后来我帮赵先生查到康熙刻本《爱日堂诗》天津图书馆有藏，写信告诉了赵先生。赵先生热情回信，说：“如果《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出来了，这类问题就好查了。”在赵守俨先生办公室，还见到程毅中先生，程先生很和气，后来建立了联系，书信往来，至今不断。

1999年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好哲老师通知我为全体研究生开设必修课“文献学”。我一边写讲义一边授课，整整一个学期，其他事什么也不干，就把讲义写完了。2000年山东大学研究生院设立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我的这部教材入选，获得资助，交给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学校要求2001年9月出来，在责任编辑李肇翔先生努力下，按期出来了。当时敦煌文献部分请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审阅，出土文献部分请中华书局李解民先生审阅，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这部教材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欢迎，连年重印。2002年3月9日程毅中先生收到我的赠书后，来信说：“广征博引，取材极广，条分缕析，论释尤细。诚为总结了二十世纪文献学的新成果。近年亦曾见过文献学论著数种，尊著实为后来居上，独具新意者。”2001年12月20日，陈尚君先生来信亦给予肯定：“近年文献学教材出了多种，内容大多因袭，较难自成体系。大著是我感最好的一种。”又说：“兄举例多为目验手勘之书，所论多精彩独到之见，非浅学者可至。”2006年这部教材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2021年获评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份殊荣当然是因中华书局严谨的高水平出版带来的，在此谨向责编李肇翔先生致以深深的感谢。

2004年我承担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经过团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2017年基本完成全稿的复核工作，共著录清人著述22万7千余种。2021年6月8日，根据国家清史委员会与中华书局协议，我们把《清人著述总目》书稿寄给了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第二天国林先生发来排版版式，我们非常满意。国林先生说预估可排出30来册。后入选为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2年1月，在《清人著述总目》完成初稿之后，我申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获评重大项目。当年3月25日王学典院长主持召开了“《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启动仪式”，副校长樊丽明教授以及学术界董治安、安作璋、刘大钧、叶国良、陈尚君、陈力、韩格平、虞万里、吉发涵、辛德勇、漆永祥、王锷、李国庆等专家参加了启动仪式。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副总编辑冯宝志先生、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先生、编辑石玉同志亲自来山大参加会议，达成了合作意向。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尚书注疏汇校》九册，《尚书注疏校议》一册，责任编辑为石玉同志。2020年《尚书注疏汇校》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2021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并一等奖。目前《周易注疏汇校》已经完成并交中华书局，《毛诗注疏汇校》已完成初稿，《礼记注疏汇校》已开始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其中《五经正义汇校》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汇校工作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

2018年4月我担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始规划整理出版“山东大学中文名家文集”，这个计划曾专门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先生（现为中华书局负责人）的意见，得到有益的建议和大力鼓励。经过与俞国林先生协商，中华书局接受出版的有《黄孝纾文集》《关德栋文集》《殷孟伦文集》《殷焕先文集》《董治安文集》《张可礼文集》《刘乃昌文集》七种，目前均已交稿，正在编辑出版过程中。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我的工作是古籍整理。我很早就是中华书局的忠实读者，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事实上是我的领路者，而我们的成果又很荣幸地被中华书局接受出版。我和导师王绍曾先生，以及我的学生团队，上下三代都和中华书局有深情厚谊。值此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大庆，谨写下以上的文字，代表我们三代师生向中华书局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