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刘跃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者之作品，学术或随笔散文者，未免引经据典。若这引经据典是信手拈来，且附着于经历和情感，有血有肉，这便引人入胜了。刘跃进新出版的《从师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是这样的书。在我看来，它当得起是反复翻读的枕边书、引导学生阅读的入门书、治学方法的指南书，尤其是可以作为从大师前辈那里体悟真知、涵养情操、开阔境界的“共情书”。
读这本书，对我是先有亲近之感的。书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记述，比如“师父带徒弟”的教学方式，我是亲历的；比如藏书之丰的图书馆，我也是泡过3年的。那时我在当代文学室，学习现当代文学，对刘跃进所在的古代文学室，则望而却步。考博那年，我答古代文学卷，记得大概是有关元杂剧的，我联结古代和现代，洋洋洒洒，自以为得计，成绩却出乎意料的低。后来入学问导师匡汉先生，导师说你古典文学的治学方法不对；至于如何不对，没有深究，存疑了。读《从师记》，这个疑问竟从记忆中涌上来，答案也清晰了。
《从师记》关于古典文学的阅读和治学方法，不敢称写全说细，但在我看来，是说透了，而且直击灵魂。刘跃进对这个“秘诀”的讲述，结合了他自身的经历、挫折和体悟。高考进入南开大学，首当作家、次选当代文学、再次选现代文学，是他给自己排好的专业次序。在他那里，古典文学研究其实是最后的选择。如此之因，既由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潮所致，更来自他“自幼受到的教育和个人的生活阅历，使我对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学作品比较偏爱和欣赏”——“介入”而非“静穆”、“担当”而非“避居”，这是其本初选择！但所从之师让他发现了另一种迷恋，他也最终“深陷”古典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终成一代大家。
《从师记》对这一转折讲述了两个人：一是叶嘉莹先生回归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听了叶先生的课，“我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这么美……是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古典文学研究梦想”。第二位是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先生。罗老师的指导，让他警醒：研究古代经典，要“特别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要从大历史中来看作家、看作品，而首要的硬基础是“编年考证”。
一个“编年考证”真的触动了我。带着这样的视角，再看《从师记》，几乎所有学术名家都在夯实这基础之上，才胸装山河，见得天高，知得地阔。由毕业南开到就业清华，由读研杭州大学古籍所到读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再赴清华任教到转赴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从师记》沿着刘跃进的求学和“师从”，将古典文学名家们的阅读要诀、治学之法和自身修得的精华逐一展开。清华“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无一不重视“小学”功夫，又在“小学”的基础上开得“史眼”、提出创见，又因他们深知文化之大、学问浩繁，其为人又无一不穆如清风、韧而勇毅。
在杭州大学，被称为梁启超、王国维弟子的姜亮夫先生，此时成了刘跃进的授业恩师。《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一篇，在刘跃进尊崇有加、情真意切的笔触下，姜亮夫先生虽年岁已老，但神采超拔。1992年5月，姜先生为学生写下“最高最后要求”。首先是要求在两三年的学习中“必须对中国文化保持谦逊的态度”，努力开阔视野，培养自己“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即在“通识”中精进专业。其次要求学生尽早掌握治学方法，“培养寻找材料、整理材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阅读、研究、整理古籍”。第三是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做支离破碎的学问，不做浮夸无根的学问，更不能成为人人唾弃的“文痞”。这“三个不做”，莫非一语成谶？为何偏偏切中今日诸多评论家、学问家的软肋？
我对其中的第二条尤其感兴趣，因为这里的治学方法，正是我当年的疑问。“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刘跃进上承清华“四导师”，中学俞平伯、王伯祥、钱钟书、陈垣、严耕望、何其芳等，亲从姜亮夫、罗宗强、王达津、曹道衡、沈玉成等名家，又仰慕魏隐儒、傅璇琮、吴晓铃、汪蔚林等先生，遍习其治学精髓而得己之法、达己之成。刘跃进的心得，内蕴深藏，解析非我。单从回答我当年的疑问来说，应该践行如下：一是“研究中国文化，最根本就是读经典，回到经典”。其实，阅读原典原著，无论古今，均应如是。二是读古代经典，要下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从事现当代文学，何尝不是承小学余绪，至少要从编目、编年考证起步。三是抱“通识”之念，“普照”文化文学史和专业史，一粟取自沧海，蜉蝣游于天地；更要识大势、懂世情，谦逊感触章句之间的种种思绪和本心。四是学海无边，当谨从先贤、肃立自省，修辞立诚、穆如清风。
一部《从师记》，释惑之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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