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小说的代际认同变迁——以《旧址》为中心

一 、继承人乃家族小说的头等大事

中国文化对生育的重视无与伦比，在大家族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天伦之乐、多子多福成为评判古典幸福的标准，断子绝孙则成为旧时代最狠的诅咒。簪缨世家往往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厚的家业，家大业大更需要有继承人。皇帝有三宫六院，望族有三妻四妾，男权时代，拥有女性的数量就是财富多寡的标志。而婚恋与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对女性的审美，“丰乳肥臀”就是长期从生育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对女性身体的美学要求，唐代以胖为美自有其道理，减肥是物质过剩时代产生的要求。从身体审美的角度来看，林黛玉的悲剧几乎早已注定，从她弱柳扶风、刚进贾府就要吃药这一细节就预先奠定了。贾母是雍容华贵的，很难想象这种钟鼓馔玉之家的老祖母会是枯瘦如柴的。贾母纵使万般怜爱自己的外孙女，但是她也得先替贾家的香火着想。传统文化塑造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古人安排现实人生的根据，宝玉与黛玉的悲剧如此，“梁祝”的悲剧亦如是，家长和青年的想法有天壤之别。

在家族小说中，继承权乃头等大事。首先需要的就是继承者，而且要有多个继承者才能上演抢夺大戏，男性争夺家业的战争一点也不比后宫争宠来得轻松和高明，多少兄弟死于斯！一言以蔽之，家族小说的内核是男人夺权，女人争宠。《白鹿原》《罂粟之家》《茶人三部曲》《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都是在将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白鹿原》开篇即是白嘉轩的六娶六丧，哪怕家孝在身也无从顾忌。白嘉轩胆怯时老母亲为其撑腰壮胆，宣言女性不过是糊窗户的纸，揭掉一层还有一层，真真是命比纸薄。在大家族的族谱上，每一代人都是过客，他们的使命是保证家族的链条运行顺畅。某种意义上说，多妻制也是为大家族的延续服务的，毕竟从生物角度看，女性能够生育的时间较短。在封建社会，如果男主人的身体出了状况，他甚至默许妻子去借种怀胎，《罂粟之家》中地主刘老侠的儿子便是小妾翠花跟长工陈茂偷情生的，刘老侠一边嫌恶一边沉默。《茶人三部曲》中，西湖边鼎鼎有名的忘忧茶楼代代相传，到了杭九斋这一代，鸦片盛行。受父亲的不良习惯影响，杭九斋年纪轻轻就染上鸦片身心颓唐，致使他无法让妻子受孕，只好流连青楼寻求慰藉。妻子林藕初自有主见，在雷雨之夜跟管家吴茶清相好，得了儿子杭天醉，让杭家祖传的茶庄能够传递下去。而吴茶清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红毛，骨子里信奉造反，每天习武健身。杭天醉血液中有着生父革命的基因，加之自幼耳濡目染，一心想与好友赵寄客留学日本，一道干革命，这就为下文二十世纪延绵不断的革命风波留下了伏笔。《第二十幕》中尚吉利家族没能生下儿子，只好让女儿找入赘女婿上门来繁衍后代，继承“霸王绸”事业；后来为了维持血统的纯粹又残忍地淹死了孙媳妇刚生下的婴儿。为了继承家业、延续香火、维护血缘，大家族的宗族伦理对待亲人的残酷性比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白鹿原》中的白老太太趁孙子孝义进山里收药材之际，安排孙媳妇去找兔娃过夜好受孕。《旧址》中花了不少篇幅写生育力竞争，李锐注意到深受男权文化规训的女性主动帮丈夫纳妾，而且以是否会生男孩为面试标准。族长李乃敬的大太太就是因为帮丈夫找了三房生下男孩成为贤德的典范，死时得到一个盛大的葬礼。受西式文化影响的白瑞德也不能免俗，他妻子白杨氏只生了一个女儿，为了怀上男孩，白杨氏找来《玉房秘诀》严格实施亦无济于事。后来妻子精心策划让表妹柳琼琚嫁来当妾，引发与《妻妾成群》类似的争宠悲剧。白杨氏的悲剧显示了男权文化的控制深入到女性的毛细血管中。

延续血脉的家庭秘史在家族小说中比比皆是，我们从中看到中国家族文化重要性的排序及其影响，“无后为大”与自古以来农业文明的特点是匹配的：春耕秋收，寒暑易节，“人生代代无穷已”。继承人优先原则内在地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其他秩序，比如父母之命，妻妾争宠，母凭子贵，长幼有序。《茶人三部曲》中反复写到清明节，这是我国古人的智慧，扫墓不断提醒我们思考“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千万不能愧对先祖，而要想方设法光宗耀祖。修族谱、扫墓会让人将自己置于家族的序列中。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第二十幕》多次写到家族传承的从幼儿抓起的晨读，这是大家族维持认同的仪式和办法。新旧势力的交替会最激烈地呈现在家庭的代际之间，《家》中的觉慧选择离开旧家庭，《雷雨》中鲁大海与自己的生父周朴园成为敌对阵营，周萍会爱上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鲁四凤，这一情节内核酷似俄狄浦斯悲剧。少爷爱上奴婢而不被家长应允导致奴婢命丧黄泉几乎总在不断重演，几乎没有人能够在这一点上汲取历史的教训，可见，人的本能有其难以根治的盲目性。对异性的一见钟情本质是内心受“他者”刺激所产生的强有力的震惊，并激发人内在的宗教性。

西美尔在《现代人与宗教》一书中探讨了现代人际关系中所具有的宗教性。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一切要求忠诚的形式都具有宗教性，比如忠君爱国，对菩萨的跪拜，清明祭祀时对祖坟磕头，在堂屋对天地君亲师及祖宗灵位的祭拜，结婚时的仪式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人对关系的虔诚。而时代的发展趋势是让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认同，比如现代的职业、兴趣、友谊等等，这些都能拓展我们的自我认知，产生更多样化的理解，不同的认同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就会产生悲剧。

黑格尔极为推重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认为这是古希腊的经典悲剧。戏剧的核心情节是勇敢的安提戈涅不顾家公克瑞翁的绞刑禁令，将自己的哥哥——因反叛城邦而暴尸荒野的波吕涅克斯埋葬。当安提戈涅被施以绞刑之后，与安提戈涅订过婚的海蒙站出来反对父亲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得知儿子死后责备过丈夫后也自杀了，留下孤独的克瑞翁独自懊悔，他一手导致了家破人亡的悲剧。这个悲剧显示了国家利益与人道、天道之间的冲突。君王克瑞翁认同的是国家利益，而安提戈涅相信自己的良心，信奉朴素的亲情伦理，即便哥哥是所谓的国贼，但于天理和手足感情应该入土为安，这种信念给予了安提戈涅突破禁令不顾绞刑威胁的勇气。“安提戈涅之怨”感天动地，启发了很多后世哲学家，也成为政治学和法学思考的重要问题，安提戈涅被视为反对罪恶家长、反对恶法的女英雄，这个悲剧永久地提醒后世，法律应该尊重自然、尊重良心，与公民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与希腊悲剧精神相似，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身份认同引发的悲剧在家族小说中表现得如此普遍。追求自由往往表现为反抗父母之命，反抗森严的等级制度，追求恋爱自由，这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长的标志。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的现代转型就是思想启蒙、观念革新带来家庭内部认同的分化。《白鹿原》将父子反目表现得极为充分，族长白嘉轩不得不关爱女白灵的禁闭并绝交，必须驱逐日益堕落的儿子白孝文；长工鹿三亲手用梭镖杀死了儿媳妇田小娥。父辈捍卫他们的身份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子女捍卫他们的恋爱自由，古今之变彻底间离了白鹿原上的两代人。继承人再也不能顺遂父辈的意志喜结良缘，如鹿兆鹏接受了父母之命回家结婚后立即离家革命去，冷医生不惜开药方毒死独守空房而害花痴病的女儿。白鹿原上白、鹿以及长工鹿三家的继承人认同都出了岔子，父子的代际冲突几乎酿成家族小说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

二 、传统家族企业与新兴买办的矛盾

“革命”是二十世纪的总主题，是我们理解《旧址》《白鹿原》《古船》等当代家族小说的一把钥匙。李锐的《旧址》用不少笔墨书写历史的风暴，革命越残酷越考验革命者的意志、情感以及自己与家族、故乡的血肉联系。“故乡”乃偏正结构，“乡”才是核心名词，乡土文学、故乡叙事对“乡”有所倚重。与路遥、陈忠实、张炜他们都不大一样，李锐祖籍四川自贡，成长于北京，在北京接受中小学教育后，1968年响应政策号召下乡，在吕梁山底家河村度过六年的插队生活。作为知识青年，他见识了真正的农民和社会底层，见识了农民的朴实和狡黠，憨厚和幽默，农民们普遍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饥饿，这些乡村经验构成了他“厚土”系列的写作资源。“知识青年”是一个专有名词，不能拆开来看，其更多地表达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身份，既不同于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普通青年。知识青年是李锐这一代人的共同身份，经历了城市童年加乡村青年再回城，如韩少功、王安忆、史铁生、郭小东、王小波、池莉等等，他们亲历的乡村经验尤其对农民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对他们日后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知青创作热，但很快他们的写作就分化得迥然异趣，强烈的个人风格掩盖了知青的标记，乡村生活慢慢沉淀为生命记忆的后视镜，不断调整他们对城市生活和当下中国的书写视角。

改革开放后，文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家族小说风生水起。1992年，李锐的家族小说《旧址》发表，2001年《银城故事》面世，虽然二者讲述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大相径庭，但其中对革命的反思，对国民性、现代转型以及一切宏大事物的思考是一以贯之的。李锐的成长经验使他对革命的思考、对家族题材的选择与乡土文学有所区别。《旧址》的背景是城市，处理的题材是民族产业与新兴买办之间的博弈。李家的支柱产业是井盐，盐在今天稀松平常，价格便宜，但过去交通不便，盐比米还贵。要知道当时的盐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湖南人吃得这么辣是因为缺盐，用辣椒来掩盖鱼和肉的荤腥。不要说人，就连鄂温克族的驯鹿也需要喝盐水。盐业是银城的经济命脉，税费、军费都靠盐，所以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要想在银城的上流社会稳稳地占据半壁江山，就必须涉足盐业，得与古老的李氏家族进行殊死较量。

不同于茅盾在《子夜》中对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持明显的道德贬斥态度，李锐《旧址》中的叙事人对白瑞德的才能和品行持欣赏态度。白瑞德姓白，又以白色作为自家园林建筑的主色调，号称“白园”，他思想开放，积极引进新事物，比如象征速度和效率的西式汽车。白家的一切都是西洋派头，他不聘用师爷，倒是聘了司机、西餐厨师来为自己服务。商业上他亲力亲为，在商言商，传播一种崭新的商业理念，在白瑞德的为人处世里能看到他对传统文化持有距离的观照审视态度。一方面，他有传统的审美雅趣，比如以竹子来暗示自己的高雅品位，另一方面，留过学的他心态开放，明白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弊病所在，乐意结交不同民族、种族以及社会各个层次的人，名校校友的身份认同和掌握英语的语言优势使他可以撇开中介直接跟外国人做生意，这就让他的生意迅速如日中天。

启蒙思想传递的平等观让白瑞德并未因原配只生了女儿而生二心，他早就从历朝历代大家族的教训中懂得三妻四妾会让白园鸡飞狗跳，自己也会因此焦头烂额、丧失安宁。随着白瑞德家业的扩大，原配夫人一直为没有儿子来继承家产焦虑，在送女儿去省城读书的时候，一手策划将自己的表妹接进园子来伺候姐夫，引发争宠悲剧。后来大太太又接自己的侄子文达到丈夫手下跑腿，渴望通过侄子与女儿联姻来继承家产；表妹却设美人计，使文达落入圈套，事发当夜即服砒霜自杀。这个细节让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设局害死了贾瑞。爱欲永远是盲目莫测的，像“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贯穿古今。在白园里上演的这一串故事，看上去是大太太一手编导的脚本：由大家族需要继承人引发妻妾保卫爱情和财产争夺大战，但实际上，谁又能说白瑞德和妻妾的纠缠中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魂不散呢？精明的白瑞德会顺应大太太的安排，归根结底也是作为无意识的古老文化在起作用，看上去年轻、新潮、时髦的表妹骨子里依然是旧女性，她和表姐的认同一样是陈旧的，像王熙凤一样利用女性的“被看”来置人于死地。白园内这对表姐妹的妻妾纷争展示出古老的家族文化盘根错节，并非某一位有识之士就能挣脱开去，现代、传统的观念之战远非一场运动可以解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付出沉重的代价。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白秋云带着受伤的母亲离开白园到省城求学，开启“爱情加革命”的新一代人生模式。尽管白秋云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追随爱人李乃之，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爱情以共同的思想观念和强烈的自我认同为基础，他们的革命觉悟是以与旧家庭（族）分离为代价的，旧家族却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革命浪潮中。

白瑞德是新兴的买办阶级，从日本到美国的留学之路让他有了同代人所不具备的开放视野，留学名校的校友资源、语言优势让他与美孚油业做起了跨国生意，迅速地发家致富，累积了巨额财产。社会永久不停的斗争是上层和中下层的颉颃。人人都渴望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科举（读书）、婚姻、革命、经商做官等都是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而处于上一层级的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各种层面来抵制下一层级的进入，这种博弈是从来没有停歇过的。当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白瑞德累积了足够的财富，他自然就渴望能够在上层社会崭露头角，他需要与李家族长李乃敬正面博弈。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事新秀杨楚雄颇具谋略，他懂得人心的微妙与虚荣，利用白瑞德进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凭三寸不烂之舌就让其与李乃敬平摊二十万军费，果然古老的面子观使得他们各自认捐了一半。白瑞德渴望能够兼并李氏家族的盐业，成为九思堂的大股东。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受阻，油盐柴米等最日常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稀缺，正是新兴买办囤积居奇的时机，所以白瑞德一心要与李家一决高下。李家与白家之战既是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观念之战。

《旧址》详细描绘了白园这个西方的象征与九思堂这个古老传统的象征的两次针尖对麦芒般的交锋。第一次简直是天意，有如神助，就在即将要签售卖合同时，仆人快马加鞭地来报告李氏家族投资十多年的大盐井通了，卤水犹如温泉，汩汩流淌，李氏盐业起死回生。同一天，李乃敬家双喜临门，三姨太生了儿子，后继有人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李乃敬虚心地听取了师爷赵朴庵的主意，趁机将那些有二心的家族成员清理出去，整理队伍，家族产业得以绝处逢生。第二次再遇危机，李乃敬让师爷到省城打探消息，结果赵朴庵也受了蒙蔽，听到的全是令其大意的虚假消息，一路饱览风光回来贻误了战机。当并购的消息从天而降，赵朴庵如闻晴天霹雳，自觉无颜见人，竟以自杀谢罪。兔死狐悲，李家师爷的引咎自杀反而引发了银城整个盐业的共同体意识，盐业同盟合力抵制白瑞德的并购。赵朴庵的自杀意外地挽救了九思堂，让它能够死而不僵，苟延残喘。九思堂主人与师爷赵朴庵的知遇之恩、深情厚谊和《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长工鹿三情同手足一样十分感人，打动了整个盐业界乃至整个银城。理性和感情有差别，很多理智上盲目无用的举动往往动人心弦。忠诚本质上具有宗教性，哪怕是愚忠也非常动人。如《尘埃落定》中汪波土司的使节被行刑前要求以快马送回他的尸首，他用自己的耳朵为主人偷回了罂粟种子，让罂粟花开放在汪波土司的领地。《旧址》中帮助李家挑水的下人冬哥虽属次要人物，着墨不多，但他自知自足的心灵世界也是温馨美好的，他对主人家的忠诚，与李紫痕的家庭生活充分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温情动人。一个交织着温情与忠诚的旧世界迎来了它最终的命定，传统家族企业与新兴买办的一决雌雄乃历史的大势。

三 、花儿绽放在“旧址”上

《旧址》的李家是古老而辉煌的士大夫家族，族谱记载这一支是来自老子的第12代子孙李轶，因辅助汉光武帝刘秀而兴旺发达，历朝历代接受各种册封和表彰，享受“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殊荣。作为从千年文化深处一路行来的名门望族，李家自有其大气、仁厚和繁文缛节，对待族人、下人都有一套规矩，又因大规模经营盐业而经济富足，当地的从政者、从商者和普通百姓都对李家另眼相看。李乃敬主持的九思堂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九思意味着慎思和自省。李家对儒家修身传统的秉承得到整个盐业的认同，盐业同盟对白瑞德的集体抵制与其说是声援九思堂，不如说是没落的阶层在垂死挣扎，盐业共同体内没有人乐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九思堂的覆亡。

大哥李乃敬任族长期间国势衰颓，时局动荡，社稷分崩，本族内部人心涣散，最令人瞩目的细节是才七岁大的姐姐李紫痕年纪小小就具有卓见，她受父临终所托担负起照顾妹妹李紫云和弟弟李乃之的重任。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够安心读书，二十四岁的李紫痕连续拒绝了五次说媒，在一个寒冷的清晨燃香烧坏自己青春的脸，并以血染出佛字。在这样渊源深厚、历史悠长的大家族，长姐虽没念过书，也打心底信奉“唯有读书高”，她留在娘家吃斋念佛只为让弟弟妹妹能够继续安心念书。又因为掩护弟弟而成为地下党员，革命成功后有机会到北京工作的她却并不离开家乡，这种种为他人着想的细节都显示了东方女性的高贵。不识字的李紫痕身上同样有着可以与古希腊女子“安提戈涅”相媲美的伟大人格。李紫痕毁容的细节让我想起《多余的话》，瞿秋白的父亲过世后，母亲为了让族人们供儿子继续念书不惜自杀，大家子弟的身份让他们只能挤在读书升迁这条狭窄的路上。由劳心者降为劳力者则被认为生不如死，这也是古典社会狭窄的自我认同导致的执念。李紫痕以彻底牺牲自己的婚姻念想来为弟弟妹妹的人生铺路，这构成李乃之深刻的童年创伤，他出身名门却无恒产，名不副实却受着宗族礼仪的规训，他比贫寒子弟更深地感受到世道的落差和人世的凉薄，这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隐因。

李乃之就读的中学的校长赵伯儒是革命家，赵校长送给李乃之的几册书分别是鲁迅的《坟》《呐喊》、刘半农的《扬鞭集》、李大钊的《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书籍在李乃之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1927年12月那场极为恐怖的镇压共产党运动中，赵伯儒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被枪毙，赵校长视死如归的从容、他对未来“必将是赤旗的世界”的理想深深地撼动了青年李乃之。银城的那场屠杀本为将本地的共产党员斩草除根，却让青年学生李乃之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火种从他身上生根发芽，顿成燎原之势。李乃之信奉进步思想，积极阅读《傀儡》《梦醒了》《一只马蜂》《少年漂泊者》《共产党宣言》《饿乡纪程》等作品并通过表演《获虎之夜》等戏剧启发大众。而族长李乃敬在“绿天书屋”案头摆放的是《曾文正公全集》，他阅读的是传统的家书、日记、诗文、奏折、札记等等；而且他给儿子双喜的启蒙读物依然是《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一言以蔽之，李乃敬读书是为了再当圣贤，传承家业，渴望现世安稳；而李乃之阅读具有时代感召力的新文学，并以社会活动来促进同代人的觉醒。族长李乃敬和进步青年李乃之两兄弟的阅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现代白话文的改革，“五四”新文学已与传统经典分道扬镳，形成对峙，“五四”新文学吸引了一代青年人走上革命之路。白秋云和李乃之的姐姐紫云是同学，也是好朋友，这种关系使她有很多机会接触李乃之，在一次看他演戏之后，白秋云被戏剧角色深深打动，也被李乃之的革命理想所感染，与他结为连理。李紫云的婚姻却没能摆脱大家族的套路，当时杨楚雄据守银城，威重一方，与族长李乃敬设计娶了李紫云为妻，婚姻的资源交换性质再次显现。

在白瑞德和李乃敬的盐业之争之上，是时代巨大的革命浪潮。军阀混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抗日战争、国内革命和多种政治运动频仍。李乃敬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传统文化的尊奉者、守护者，白瑞德是西式的商业精英，杨楚雄是新兴的军事翘楚，他们之间虽然也有利益冲突，但他们的核心利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捍卫既定的秩序，这使得他们在矛盾纷争的同时有惺惺惜惺惺之感。而真正的叛逆者却来自家庭内部的革命者，是李乃之、白秋云等人。排行老九的李乃之到底革了长兄以及整个家族的命。李乃之由姐姐带大的童年注定了他的革命性，他所受的教育让心田里革命的种子茁壮成长。《旧址》没有使用漫画式的高大全来塑造他们，他们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身份特点。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和传统文明对社会身份的根深蒂固的认同之间的矛盾非常深，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走上革命道路的白秋云也深深地依恋着传统文化，她在李清照的诗词研究方面下过功夫。李清照在战争期间的痛苦经验在她的诗词里得以重现，通过黍离悲歌代代相传。

李乃之走上革命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亲历了1927年的大屠杀，也见识了革命队伍人员的混杂，目睹了革命者的高贵，也见识了个人的私欲。当他第一次亲自施行暗杀时，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几乎要占据上风，他的心灵受到激烈的震荡，但革命者的身份时时提醒并规训他，使他往布尔什维克理想靠近。意志如此坚定的李乃之也未料到1939年被亲姐姐搭救会成为他毕生的污点，在后来的各种运动中都会被重新翻开来审视，这是《旧址》与过往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

《旧址》在叙事结构和话语方式上则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小说力图打破线性叙述，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行刑事件讲起：曾经的银城地下党员李乃之在北京工作，他作为副部级官员正在忙着视察，忙着建设社会主义，而在他的故乡银城，“行刑队长刘光弟暗自核对过，在这一百零八个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当中所有的成年男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刘光弟与家族的决裂乃革命的结果。正如亨廷顿的判断：“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革命建构新的认同、新的身份，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漫长传统遭到了革命的修改。李家的后代李京生成为历史学博士，他为考察盐业状况赴祖籍银城进行田野调查，站在“旧址”上，猛然遭遇到自己的家族故事。此刻，民族国家的大历史与个人家族的历史交叉汇合，就像《百年孤独》结尾时布恩迪亚家族看到预言其命运的羊皮卷。

王尧认为：“你可以说李锐是在为一个家族招魂，他确实是在与祖先和亲人对话，那个李京生甚至也有李锐的影子。”“与其说李锐是在为家族史重溯根源，毋宁说他是在为‘革命史’寻根究源。”无论是为家族还是为“革命史”“寻根”，都是为了建构认同，为了将稍纵即逝的现在置于绵绵不断的意义之流，如泰勒所言：“我们想让未来恢复过去，使之成为具有内含或目的的生活叙说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意义建构认同，诱惑着人类追求、奋斗、革命。

《旧址》要面对的历史是同族年龄相差悬殊的两位堂兄弟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虽然革命家李乃之一度平步青云，但是他的家族，他的出身，尤其是1939年的神奇脱危经历就像“红字”一样烙印在他的生命深处，成为他终生无法洗清的污点。在种种政治运动中，白秋云的买办资产阶级出身都让她蒙羞，她曾经深深地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羞愧，后来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她知道每一种出身的人都有自身的弱点，贫贱阶层也有贪婪的欲望。白秋云冷静地有步骤地选择自杀：她教会7岁的儿子做家务，然后攒够了安眠药。她想起表哥服砒霜自杀，经受痛苦挣扎之后遗容的难堪，她用安眠药让自己睡一个不再醒来的觉。李紫痕的毁容，赵朴庵的自杀，冬哥两次跳水救人，文达自杀，白秋云自杀……这一连串非正常死亡亦是伴随革命在李家和白家发生的。

传播启蒙思想的校长赵伯儒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就像一盏火把照亮李乃之的人生之路。当上了年纪的干部李乃之回到乡村改造时，他与老牛和老农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对乡村和延续千年的农业文明有了全新的感受。不管监管如何严苛，他总有办法弄到酒，让自己一醉方休，在生命最后的困局中，回顾自身和整个家族的命运，回顾自己革命的一生，革命是名词，也是动词。临终之前李乃之在报纸的空白处全部涂满了“革命”二字。这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李乃之对自己一生的确认，也是他对世纪主题的反思。历史没有如果，李乃之和他整个家族离奇曲折的遭遇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家庭身份引发的悲剧延伸到下一代，李乃之和白秋云的女儿名叫延安（在延安出生的）坚持与家庭划清界限，并在下乡时将自己嫁给穷得娶不到老婆的羊倌歪歪。比起性格悲剧，身份悲剧来得更为决绝，身份是混杂的、流动的，既具纵向的延续性，又有横向的拓展性。最古老、最基本的命题“我是谁”时时横亘在生命当中。那种几近窒息的困境常常叫人无语凝噎。而在整个国家进入现代转型之际，这种新旧观念的冲突尤为激剧，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一代往往成为革命者，对旧家族进行反戈一击。大家族的覆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钟鸣鼎食、名门望族的家族精神却会融入民族的历史长河，生生不息地流淌。

《旧址》中李乃之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上革命道路，最终终结了自己的旧家族。随着个体融入集体，民族国家认同逐渐取代了旧式的家族认同。坟地上也会长出百花，大地上壮丽而光明的新事物都在黑暗的废墟般的“旧址”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