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转益多师是汝师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院长。代表作有《玉台新咏研究》《秦汉文学渊源及其嬗变》《秦汉文学史》等。

《从师记》，刘跃进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跃进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日前出版，书中记述作者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在特殊时期怀有文学理想，经历黄湖农场的“干校”生活、恢复高考后相继在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工作岁月，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在这部散文集中，刘跃进回忆了文学之路上的诸多良师益友，以及在诸位师友的指导启迪下，以文学涵养人生的故事。

风雅之间寄寓感念之情

《从师记》中追忆了作者与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等文学大家长期交往的点点滴滴，并讲述自己如何从师于文学大家而做好治学的感悟。在这部书中，作者还讲述了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定格了几代学人的渊博与风雅，字里行间充盈着浓郁的感念之情。但这些散文集结成书完全属于“无心插柳”之作，原始内容源于作者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之规定而撰写的学术自叙，在整理修改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就有了第一篇文章《从师记》。随后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在《传记文学》期刊上发表。这些文章讲述作者自己的治学经历，但贯穿对老师感念之情的主线。

对于写作《从师记》的初衷，刘跃进坦言，“是对老师的感恩之心、感念之情”。全书是纪实性的散文体裁，是学者撰写的散文，但又有作者自己的情怀、自己的指向，刘跃进说：“自己的使命就是记录好经历的时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为古代文人、当代学者所认同。在刘跃进看来，“文以载道”的“道”是“天下大道”的“道”，是个体生命为民族、为国家服务的大道，不简单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表达。

该书呈现作者与文学相关的人生经历，通过人生历程的一点一滴生动阐述了“文学即人学”的观点。“‘文学是人学’的背后，文学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同时也是时代、社会的表达。文学重要的使命，是通过个体生命来反映时代。《从师记》中的作品，是通过我个人经历反映时代发展。”刘跃进一再强调，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应该用努力回馈这个时代，回馈我们的社会，方能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师给我们的哺育。

从师之路记录成长历程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以《从师记》为名，刘跃进在40年的求学探知的历程和与前辈交往中，总结了诸多读书经验和治学方法，这些内容也融汇于本书中。“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这句诗概括了叶嘉莹先生1979年4月到南开大学执教，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痴迷于讲授中国古典诗词。刘跃进认为，那是“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她要做中国文化的传灯人”。如书中所记述的清华大学文科，自国学院时期开始，几代学人都在弘扬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让其精神薪火相传。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和治学方法来看，学者散文与文人散文何有不同，刘跃进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表达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者散文大都具有两重属性，即学术属性和文学属性。这类散文大多以自己真实的治学经历为基础，把学术研究中感悟到的生命体验通过文学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真实、细致、内敛、耐读是其基本特征，这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抒情写景散文有所不同。

治学感悟洞见文学理想

“文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资料的研究，只有充分占有资料，并爬梳历史文献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比较扎实的文学观念。对历史、对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流派要有理解之情，这会使研究者有一个开阔的视野。文学审美也很重要，思想要和诗意结合。”刘跃进总结自己的治学感悟。

刘跃进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告诉记者，中国古代人文传统向来讲究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义理学偏于思想史，考据学属于纯学术，文章学则属文学范畴。三者中，文章之学最是基础。“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依然坚持散文写作，让这古老的人文传统不绝如缕。”刘跃进介绍，老一代学人的作品，如唐弢的现代书话，黄裳的古书题跋等，尽管形式不一，风格各异，但多与读书、治学相关；当代余秋雨、南帆等人的散文写作，以文化学人的视角审视历史风物或日常生活，展示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的体悟。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从师记》的结尾，刘跃进引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诗句讲述风雅之外的人生收获。“在我过去40多年的求学经历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刘跃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