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岁月静好》,杨争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直有个偏见,作为编剧的杨争光,似乎更擅长写男人,从“双旗镇刀客”到《水浒传》里一百多个天罡地煞,都生冷硬倔,把某种“男人性”做得彻底、做到极致。而作为小说家的杨争光,其力透纸背的,也多是男人们、尤其是中国北方男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从想要做一棵树的老旦,到不良少年张冲,“符驮村”里多的是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像一根根或光滑或粗糙的木橛子,构成了杨争光笔下人物共同的精神底色。
但这一次,杨争光的新作《我的岁月静好》纠正了我们的偏见。《我的岁月静好》写的虽然还是一个名叫“德林”的中年男人的那些事,但这个男人却不再是一根硬戳戳的木橛子了,其身份、性格变得可疑,变得暧昧,一点都不像是杨争光笔下该有的人物。面对火热的生活——这生活里有进城和出城、婚姻和偷情、拆迁和补偿、复仇和杀人、中华烟和道德经等等——德林却是一副疲态,不再想要投身其中,反而乐作壁上观,并把这样的生活称为“我的岁月静好”。这里没有“对于生的坚强”,也不见“对于死的挣扎”,有的只是一个中年男人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生活状态。这个德林怎么了?换句话说,杨争光想要干什么?
一、德林身份的暧昧性
小说《我的岁月静好》的主人公德林(即第一人称叙事中的“我”)是一个与妻子马莉结婚多年的中年男人。两人正处在离婚的边缘,用德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婚姻正在经历瘙痒期。七年之痒,我们晚了多年。”所以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莉说:德林我们离婚吧。”离婚的问题一开始就摆在人物和读者的面前,但这婚最后离了吗?不知道。德林说:“一块腊肉挂在墙上,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猫’。说不定哪天就取下来,切成块儿,做成菜,吃掉。也许不取下来,就让它一直挂在墙上,是一块可能吃,也可能不吃的腊肉。”而最终在小说的结尾处,德林还在说:“我和马莉的婚姻依然是挂在墙上的一块腊肉,这也不坏。”离不离婚除了是“薛定谔的猫”之外,更像是一个等待戈多的故事,戈多会来吗?戈多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德林无所谓,马莉也懒得再追究。这里没有杨争光过去小说中人物——如老旦、安达、张冲等——的那股狠劲儿和执著,没有一定要离婚或者一定不离婚的倔强,有的只是无所谓。他们并没有分居,他们的性事一如往常。他们讨论婚姻,包括讨论出轨,就像是讨论菜的咸淡一样轻描淡写,因为他们根本就吵不起来。
德林本在县城职中教书,和马莉是同事。为了追随通过考研留在“大堡子”省城的马莉,德林也考研去省城。但由于是非全日制考研,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能够在省城买房子,就保留了职中的编制。在省城,他们租房住,生了女儿末末。马莉做代账会计,德林去了一位师兄的广告公司做策划,兼纪录片、专题片撰稿,计件工资,有一搭没一搭,可坐班也可以不坐班。“马莉是稳定的。我在县城和省城两边游走。两边都像过客。也有人这么说过,我听了只是一笑,噢么,我说,对世界而言,所有人都是过客。这是我乐意的,受点麻烦,也有所得。”我们知道鲁迅在《野草》中塑造过一个著名的“过客”形象,那是追随内心声音而上下求索、矢志不渝的形象,但这里的“过客”,显然是在另外的意义上,更类似于“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意思,但又缺少了古诗中的寄托和情怀,而是一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姿态。“马莉不能忍受县城的生活,先对峙,然后逃离。”德林呢?他算是逃离吗?他是追随马莉才到的省城,他也并没有脱离县城,他只是在两边游走。
许多年来,农民进城问题,一直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叙事,进而对粗暴的城市化进程的反思,进而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怀旧寻根,都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但德林的情况不一样。德林的老家是离县城二点五公里的一个叫做雀儿咀的村子,这个村子早已被县城吞没,成为县城的一部分。德林说:“还是乡下人的时候,对乡下的真实感受是粗糙,是简陋,是单调,是无法逃离的乏味和无聊。几十年后,回想已经消失的村庄,却不再粗糙,不再简陋,也不再单调,反倒有一种有些温暖又有些忧伤的诗意,想重新回去。不是回到那种生活里,是回到那种诗意里。我甚至怀疑,真正的生活是没有诗意的,诗意只在臆想里存在。”这当然是一种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但当他真正彻底地接受生活,同时又理性地拒绝诗意的时候,所剩的还有什么呢,不过是一地鸡毛。这就是他所谓的“也有所得”吗?更何况,德林还不是真正的农民进城,他是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大堡子”省城,经过了县城这一中介,他与乡村的隔绝更加彻底。他不需要寻根,因为他根本无根可寻。
小说中的一个大关节是县城里老房子面临拆迁索要补偿款的事。德林本计划拿分到的补偿款在省城买房,但买房就和他的离婚事件一样,最终也成为一只“薛定谔的猫”。在与拆迁队的对抗中,德林的表现乏善可陈,他的主意竟然是让父亲以表演的姿态重新拿起打铁的工具以对抗强硬的挖掘机。这种虚张声势的表演也在他对中华烟的念叨中表露无遗。德林说:“我抽烟只抽中华,软装的那种,别的烟一根不抽。就是说,有软中华的时候我是抽烟的,没有软中华的时候我是不抽烟的。”但“我不关注烟的来源。”“二哥他们知道我洁身自好式的抽烟,喝酒聚会哪怕是一次闲聊之后,我都会有软中华,尤其是二哥经常会拿过来一条,抽剩的都归我。二哥也给他们几个说过,德林抽烟嘴刁,只抽软中华,好在我们都能供得起。”由软中华,德林进而想到:“二哥他们请吃请喝慷慨大方,怎么就想不到,我真正缺少并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软中华,我更需要一套房子。”这样“洁身自好式的抽烟”真是讽刺。
总之,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德林虚伪自私,又惺惺作态,游走在城乡之间、家庭内外,没有牢固的职业伦理,缺乏亲情爱情,和朋友貌合神离,对偷情对象也了无牵挂,一边以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安慰自己,一边又大谈《金瓶梅》,让人看着心烦。这种哪里都在,又哪里都不在的存在状态,让其身份充满了暧昧性。
二、关于看的哲学
在与不在的问题,其实是参与生活还是旁观生活的问题。德林身份暧昧性的根源在于他不是生活的参与者,或至少不是一个深度参与者,相反,他更愿意、更满足于做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毕达哥拉斯说:“生活就像场体育比赛,有些人充当角力士出场,有些人是啦啦队,而最好的则是观看者。”想来,拥有静好岁月的德林会对此话心有戚戚。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说:“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可以避免生活的很多烦恼。”并进而引申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是不想仁慈,而是因为无用,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是不愿共情,而是因为共情容易成为滥情,于人于己无益,反倒有害。所以,我要做的,不是改变马莉有外遇这一个事实,而是要控制我的心跳。”面对妻子的出轨,他想要做的竟然是反求诸己,竟然是把一切都对象化,从而就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并太上忘情了。他甚至把观看上升为一种哲学:“我只是看,哪怕是灾难,我会抽身而出,看纠缠在灾难里各种各样的样态,不但不会惧怕,不会沮丧,不怨天尤人,反倒有一种愉悦,是一种享受,还可以无数次回味。这需要功夫,俗话叫做‘能耐’,我恰好有。……看是一种哲学。”德林可以对自己的“能耐”沾沾自喜,但作为读者,我们却不得不作出判断:拥有这种“能耐”,是他的修养太高?还是因为他是弱者?
无论如何,在整部小说中,德林都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并以此为满足。他旁观妻子出轨并且要和自己离婚的事实,仿佛被出轨和被离婚的对象是别人;他旁观县城的老房子要被拆迁的事实,事不关己地面对父母和兄弟姊妹们的焦虑,仿佛将要被拆掉的是别人的家;他旁观了一个过路的女人被连环车辆撞死的事实,面对马莉关于现场没人施救的指责,他以“做道德婊容易,做真君子难”作答,目击车祸就这样被转化为一种独善其身的自我道德修养。最为醒目的,在小说里占有很大篇幅的,是他作为旁观者,旁观了邻居李不害报复杀人事件的整个始末。但有意味的是,该事件在德林的眼中,几乎就是一个“罗生门”事件。他详尽地罗列了复仇凶杀案的说书版、现场目击版、公诉版和辩护版,末了用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讨论终结了整个事件:“有两个不同的李不害,不,是三个,一个是公诉人描述的,一个是律师描述的,还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不用描述的李不害,站在被告席上,听着他们对他以及他暴力杀人的描述,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真实,还是哲学家所谓的荒诞?甚或更近于小品里的滑稽?也许几者兼有。李不害被判死还是判活,真不重要。”一件发生在身边的血淋淋的事实,就这样被德林抽象化为一个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
这种能够把鲜活的事实理论化,把现实的生活对象化,能够游离在事实和生活的边缘,既入乎其中,更出乎其外的本领,确乎算是一种“能耐”了吧?所以德林能够沾沾自喜地说:“我的岁月静好”。不知为何,德林的这种姿态让我固执地想起萧红1936年的那段话:“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萧红的“黄金时代”是躲在笼子里获得的,萧红对此是清醒和觉悟的。但德林只有清醒,却没有觉悟,对于德林来说,想要岁月静好,大概只有对生活作壁上观吧。
前文我们说过,小说主人公德林和杨争光以往笔下的人物都不像,我想关键就在这里。杨争光以往小说的主人公多是轰轰烈烈认真投入生活的人,他们生冷硬倔,努力着生,也努力着死,张扬着无尽的生命力,而相反,沾沾自喜于岁月静好的德林则游走在生活边缘,以旁观生活为满足,就显得太漫不经心,太无所事事,太犬儒主义。操斧伐柯,其则不远,事实上我们都不用走出小说,此作品中的杀人犯李不害就是作为德林的“镜像”而存在的。李不害13岁时目睹母亲被金疙瘩父子打死的惨剧,隐忍了二十三年,终于手刃仇人,连续击杀金疙瘩父子三人,为母报仇。这样的血性人物让我们联想到双旗镇的刀客孩哥,想到要长成一棵树的老旦,想到抠掉公安局长眼珠的不良少年张冲。李不害原本是属于这一系列里的人物。李不害是德林所说的县城的人:“县城人也有暴力的传统,是血性,更是为生存。”德林没有血性,他只是安闲的看客,貌似也生存得很好。游走在县城和S城之间,也游走在生活的边缘,一个身份暧昧的中年男人,拥抱着他的“黄金时代”。
三、杨争光的变与不变
德林作为“看客”的事实,引导我们回到鲁迅。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鲁迅的笔下,“看”与“被看”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人物关系模式。借助这一模式,我们可以思考《我的岁月静好》中的“看”与“被看”,借助这一模式,我们也能见出此一作品对于杨争光创作的意义。具体而言,在杨争光此前的小说中,表现对象多集中在“被看”的一方,例如引发众多讨论的《少年张冲六章》,全书的六个章节其实就是“采用了六面体的魔方式结构,从六个侧面去烛照张冲的成长。”但《我的岁月静好》这部新作,呈现的焦点不再是“被看”的一方,而是集中在观看者的一方,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于“看客”的精神分析和病理学呈现。在这一点上,这部小说又是典型的杨争光式的。很多年前,评论家李星就在《杨争光其人其文》中指出:“比起现实事件与人,社会政治、历史与人,他更关心在一种大的时间和空间中,个体和群体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的自尊与自卑、脆弱与坚韧、困窘与孤独、伟大和渺小。”并进而认为“杨争光的小说属于以人为本体的一类”。所以,尽管关注的焦点有所转移,但其关注病态人格进而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反思和改造的内在文学精神并没有改变。这是杨争光的变与不变的第一个层面。
杨争光变与不变的第二个层面,表现在小说强烈的当下性方面。杨争光曾是“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新写实主义”小说所具有的“原生态”、“零度感情”、“淡化典型”、“消解文本结构”等美学追求,在《我的岁月静好》中依然有着突出的表现。这些表现赋予作品以强烈的当下性的同时,也呈现出了生活的琐碎、无聊和庸俗不堪,可谓一幅惨淡的“浮世绘”。作品篇幅不长,但所涉及到的话题,诸如离婚、租房、买车、出轨、拆迁、杀人、抽烟、打嗝、抠脚、考研、官司、《金瓶梅》、《道德经》、交通事故、手机阅读、鲁迅的自嘲、伊万卡的美丽等等,既多且杂。正是这些话题构成了我们当下的所谓“后现代”生活,说庸俗不堪也罢,说支离破碎也罢,总之,这是一个没有血性、没有英雄的时代,所有人都守着自己的“小确幸”苟延残喘、苟且偷生。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更没有“典型人物”。杨争光似乎决心要把“原生态”的“新写实主义”进行到底。但另一方面,由于小说是以德林的第一人称叙述作为线索,这些既多且杂的话题,都经过了德林眼睛的观察和思想的过滤,似乎作为“浮世绘”又具有了某种寓言和象征的意味,对生活作壁上观的德林不正是我们当下的“时代英雄”和“典型人物”吗?尽管一地鸡毛,毕竟岁月静好。这真是德林们的一个“黄金时代”。
最后,杨争光的变与不变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说的语言。杨争光的小说以对话的精致、有力见长,早已是评论界的常识。有论者指出:这种“硬碰硬的对话,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倘若不是艺高人胆大,倘若不是拧干了水分将各种情感和信息都浓缩在这对话中,谁敢这么写啊,或许,这是杨争光‘编剧’的经验帮了他的忙。”《我的岁月静好》像杨争光之前的小说一样,依然保持着高水准的对话能力。这点不必多说,这里只举例谈小说主人公的口头禅“噢么”。“噢么”在杨争光此前的小说中也曾出现,但在此部小说中,竟然登堂入室,甚至成为人物的精神标签:“噢么。什么都是噢么。噢么,好像在听。听清没听清,噢么。认可不认可,噢么。同意不同意,还是噢么,都是噢么。噢么,漫不经心。噢么,完全就是敷衍,马莉说。”“我必须向马莉说明,我的噢么没有漫不经心,也不是敷衍。我所有的噢么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无所谓。我已经说过,无所谓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具体到噢么,再补充一点,就是,无所谓里有部分的认同,无所谓前提下的认同。”说杨争光小说人物的语言具有个性,这当然不错,但这样说显然又太简单了。杨争光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在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同时,还能进一步抽象化、哲学化,从而成为某种时代精神的症候——胡适先生有《差不多先生传》一文,为时代精神存照;杨争光塑造的德林,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噢么先生”,或“无所谓先生”。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的“时代英雄”德林,其实就存在于其没有意义但又意义非凡的“噢么”之中。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主人公性格的固执性和深刻性,在表面的无所谓之下,依然保留着一种内在的生冷硬倔。
所以杨争光到底想要干什么?他是不是在暗示,在一个“小确幸”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在一个因为失去明确身份的暧昧时代里,在一个对支离破碎的生活只能作壁上观的时代里,对语言的坚守,就是我们所能够选择和拥有的唯一的、最坚强的姿态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我的岁月静好》好像一个巨大的讽刺啊!